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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長期生存和持續發展都依賴于生存資源的循環和再生能力,而資源的這種能力是有限的,超過這種能力范圍,資源將日益減少,以至于不能再維持生物的生存和延續,生態節制意味著物種只能以"保本取息"式,而不是"殺雞取卵"式地進行資源的利用[1,2]。但物種總趨向于最大限度地攫取資源,這是無條件的[2,3],相反,生態節制行為的發展則是有條件的,它取決以下兩個方面:
(1)群體能否從其生態節制行為中得到更多的長遠利益;
(2)群體能否有效地淘汰有資源浪費行為的個體,并能捍衛生態節制果實不被入侵者掠奪。
從人的生物性來說,其需求欲望是呈指數曲線增長的,在其對欲望的追求過程中,缺乏心理的或神經的控制機制[4,5]。但作為社會人,其行為又受到特定文化的制約,任何一種文化都為該文化圈內的個體提供一種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模式和行為模式[6],而文化本身可以理解為人類對特定環境的適應方式。人類的文化行為如同其它生命機體的行為一樣,具有環境的適應功能[7-9]。我們因此可以認為,正如生物物種在上述條件下能產生適應性的生態節制行為,并成為某些物種的遺傳特質,生態節制行為也能成為特定的文化特質來適應特定的環境。所以,有利于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將有利于生態節制行為的產生和發展。中國農業文化的盆地經驗有利于實現這兩個條件,因而促進了生態節制行為的發展。認識中國農業文化生態節制行為發展的自然和社會背景,它在中國農業文明發展中的價值,以及生態學意義,對認識如何走有中國特色的鄉村生態發展之路,進行符合國情的景觀規劃和生態設計工作,都是有益的。
1、中國農業文化的盆地經驗
考古揭示,從更新世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猿人到更新世晚期舊石器時代的古人,中國古人類祖先大多生活在我國三大自然地理環境區(東部季風盛行區,西北干旱區和青藏干寒高原區)的邊緣過渡帶[10]。在此期間,中國境內的幾大河流都沒有穩定的大平原,所以各文化的中心仍分散在各山間盆地,其中以關中盆地、晉南盆地及太行山前丘陵地帶發展最快。夏商周三代及以后的各族文化,無不在中原以外的山區盆地發源定型,強大后逐鹿于中原建立王朝。所以,我們對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認識,應著眼于中原以外的山間盆地而不是作為角逐舞臺的中原。從文化生態意義上講,周文化發展中心的關中盆地猶應引起特別的重視[11]。在中國盆地文化的大背景下,又由于以下幾大原因,使盆地景觀對中國農業文化的影響更加強烈。
(1)"逐鹿中原"使大平原上幾度成為人煙斷絕之地(或被屠殺,或逃離),相反,在長江流域丘陵盆地則一直較為安寧,成為人們向往的天然避難所,并把理想社會設計在盆地景觀模式中,陶淵明?quot;桃花源"即是典型的代表。
(2)從中國地理氣候及人口分布特點來看,以東南沿海(以丘陵盆地為景觀特色)、四川盆地、關中盆地等地區的人口分布最為密集,也是我國主要的農業區[12]。這就進一步強化了中國農業文化的盆地特征。這與兩河流域及歐洲的農業文化有完全不同的景觀背景[13]。
(3)集中體現中國農業文化中人與環境認知模式及行為方式的"風水說",是在東南和中南丘陵盆地背景下走向成熟和繁榮的。"風水說"的理想景觀模式實質上是盆地景觀的理想化[14-16],而在"風水說"影響下的中國大地上的生態景觀足以使現代學者贊嘆不已[17-20]。
(4)由于現代交通不便,在水路交通時代曾有過繁榮的許多盆地、河谷,至今仍保留著燦爛的農業生態景觀,但用現代價值標準來衡量,這些地區往往是較為落后的發展中地區。而這些地區的發展只能走生態發展的道路,這意味著傳統的文化生態關系仍應受到重視。
2、盆地景觀經驗有利于文化生態節制行為的發展
如前所述,如果群體的生態節制行為能帶來長遠的利益,而群體又能有效地捍衛這種利益,則特定文化的生態節制行為便得到發展。中國農業文化的盆地經驗(盆地適應)有利于滿足上述兩個條件,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1)盆地經驗有利于家園意識和繼嗣道德的發展:盆地為一個家族和社會關系密切的群體提供了穩定的領地或家園,盆地尺度與家族及特定社會群體的尺度相對應,整個家族或群體的生存和發展完全寄托于這塊有限的領地,從而產生了強烈的家園意識。在這樣的家園中,由于生物地理區與文化的空間分布相重合,居住者與環境之間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從而有助于全面認識盆地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促進生態意識的早熟,每個成員從小受到長輩關于祖先開拓和保護家園的艱難而神奇經歷傳說的熏陶,產生了敬仰祖先之情,并進而發展了祖宗崇拜,所謂"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禮記·祭義》)。這種祖宗崇拜在具體的行為上表現為:第一,每個成員都把自己看作家族生命的一個階段,主要功能是承前啟后,從而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子·離婁上》);第二,把祖宗留傳下來的家業看作神圣的東西,并有責任完好地傳給后世,崇尚傳家守業,以圖世澤綿延,這種后嗣道德使居住者能把家族的長遠利益與自己的眼前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生態節制成為自覺的行為。
(2)盆地經驗有利于斥異型社會群體的形成:空間的占領方式可以分為四種(圖1)。其中線條A最適于用來說明盆地環境和宗族社會關系下,空間的占領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空間占有是十分有限的,全部空間幾乎都為家族或社會關系密切的群體所共有,同時完全開放的自由空間也非常少,都將受到排斥,從而避免了"共有草原的悲劇"[22],使群體的生態節制行為能得到可預見的報償。
圖1 不同環境中四種沒空間占領方式的比例關系 引自Brower[21]) FIGURE1 Four spatial occupation patterns under diferent situations (Courtesy of Brower[21])
圖2 廣東南海云瑞村的防御性景觀FIGURE2 The defensive landcape of Yunreichun Villiage in Guangdong’s Nanhai County
(3)具有捍衛生態節制果實的戰略優勢:典型的盆地景觀四面圍合,只有一個或少數幾個豁口構成"關",在戰略上具有防守的優勢。在豁口設門、亭、牌坊及村界,種植"水口林"等都有對領地占有的聲明和對外來闖入者的警告意義。圖2為廣東省南海縣云瑞村的整體景觀結構,具有典型性。這一古老村落深藏于一個小盆地之內,主要以采茶為生,四周林木茂密,顯然是長期保持的結果。盆地有共用的水井、池塘、宗祠等。值得注意的是進入該小盆地的唯一入口處建有一門,進門還有一座人工假山,使徑分兩歧,曲折而入。這種防御性景觀結構與上述排外性社會群體相結合,形成了心理上和實際上的捍衛生態節制果實的"天時地利"。
(4)有利于內源需求導向的自力型經濟的發展:盆地景觀的空間隔離效應,發展了以自我需要為目的、內源型需求[1]為導向的經濟,盆地內外物質和能量的交換都極其有限,因而居民的生產和生活直接受到盆地內部生態機制的約束,從而發展了包括生態節制行為在內的適應性行為。經驗表明,模仿式需求導向的經濟意味著用異域文化的價值標準來衡量經濟的發展水平,結果往往導致本地區資源的破壞,中國鄉村,特別是山區的經濟發展正面臨著這種考驗。
(5)經常的局部性災害經驗:由盆地構成的大地景觀,同大平原相比,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和復雜性,每個盆地都是相對獨立的生態系統,盆地內的資源和環境破壞所帶來的災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局部性的,對整體景觀的影響是逐漸的、警告性的;盆地的特點(如地勢對比強烈,水流內聚,水源季節性變化較大等)決定了災害經驗是強度在一定范圍內的經常性外部刺激,從適應性原理和系統進化角度來看,對文化的生態節制機制的發展是有利的。相反,在大平原上(如兩河流域),生態系統是均相的,缺乏層次性和復雜性,農業生態因子較為單一,生態平衡破壞所帶來的災害是襲擊性的、毀滅性的。
此外,由于長期穩定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使盆地內的人口長期處于近飽和狀態,有人認為在這樣的人口壓力下,有利于形成文化的生態節制行為[23];盆地內的生產技術長期處于滯緩發展狀態,使人們更依賴于傳統資源的再生能力來生產,從而相對地能從其生態節制行為中獲取更大的利益。而迅速發展的生產技術,將導致人們不斷開發新的資源,而擺脫對特定資源的依賴性,不利于生態節制行為的發展。
可見,盆地經驗對中國農業生態節制行為的發展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生態節制行為并不唯中國農業文化所特有,許多文化都以圖騰、禁忌和宗教習俗的形式來實現對特定資源的節制使用和保護,即使被認為是自然破壞型的基督教文化(起源于游牧經驗),也不乏熱愛自然不枉殺動物的傳統[24,25]。我們要強調的是,由于獨特的盆地經驗,中國農業文化的生態節制行為不是以單一資源的持續利用為主要目的的,而是以整體生產環境和生活環境的持續利用為目的的,下面將從土地、植被和水資源的節制景觀著手,對此作舉要說明。
3、中國盆地農業文化生態節制的典型景觀
3.1 村落分布的周邊優先原則和自然優先原則
在盆地尺度不太大的情況下,村落的分布一般優先考慮盆地邊緣的山坡地(圖3),這實際上是土地節制使用帶來的農業生態景觀。在山村的建筑過程中,總是以結合自然地形、不破壞原自然景觀格局為原則。在此過程中,"風水說"客觀上起了一定的作用,通過保護"龍脈"和"地氣",使人為干擾帶來的不良后果減低到最小,這正是現代生態設計和景觀規劃理論所倡導的[26]。
3.2 "風水林"及其功能
世界各地的文化中普遍存在著對特殊植物資源的保護和節制使用的傳統[23,27,28],大多因為植物本身的食用或藥用價值。而中國傳統鄉村的"風水林"則明顯帶有盆地農業文化生態節制的典型特征,即具有保護整體生產和生活環境的功能。
"風水林"的目的在于"聚氣",這里的"氣"實質上是生態系統的綜合功能流[16]。所以,"風水林"一般分布在村莊四周的"來龍"或"護沙"上,或在"水口"。在前兩種情況下,"風水林"都處于較高的地勢,而"水口"則是物質、能量和物種進出盆地的最重要的通道。因而,"風水林"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涵養水源、減輕旱澇和風災、調節小氣候,同時能有效地強化盆地的圍合效應[15]。圖4為粵北一山寨,座落在石灰巖小盆地中,全村30多人只有一眼小泉可供飲用和灌溉,正是"風水林"使這眼泉水長流不斷。無論在什么情況下,村民們都能自覺地保護這些林木不受侵害。
由于"風水林"的價值不是森林資源本身,而是其在整體生態系統中的功能,其在樹種選擇上都以最普通的、適應性最強的樹種為主。
3.3 水資源節制景觀
我國東南丘陵山區,雨季往往水澇成災,旱季則水貴如油,水資源的生態節制工程成為盆地農業文化景觀的一大特色。
3.3.1 水源保護和分配
盆地的入水口或泉眼都受到嚴格的保護,包括種植"水口林"和設立神廟等達到保護目的。如果多個村落共用一水源,則通過村際或家族間的合約來實行水源的分配。如太原晉祠的不老泉為晉水之源,泉水出口處為一石堤,上鑿10個出水口,其中3孔水量分配給北河各村,7孔水量分配給南河各村。這種嚴格的資源分配方式,對水源的保護和節制使用是十分有益的。
圖4 廣東連南縣三排村的風水林及水源林景觀 FIGURE4 Water prudent landscape and Feng-Shui
圖5 黟縣宏村水系景觀 FIGURE 5 The water system at forest at Sanpai villiage in Guangdong’s the villiage Hongchun in Liannan County Anhui’s Yixian County
除了村際間的水源分配外,還通過水流的合理規劃來實現全村人共享水源,典型的例子如皖南黟縣盆地的宏村。溪水經攔壩截流引入村內,水渠曲折蜿蜒(稱為"牛腸"),從各家門前流過,每家又可將水引入院中,使村中的每個成員都與水源建立直接的密切關系,喚起人人保護水資源的責任感(圖5)。
3.3.2 山塘蓄水及資源的再利用
上述粵北山寨一例中(圖4),根據使用目的的不同,通過多級蓄水,使極有限的水資源得到最節制的使用:直接來自泉眼的水是飲用水,多余的水被蓄積起來作為洗滌和家畜用水,洗滌用過的水連同雨水再次被蓄積起來作為灌溉用水。上述宏村的水系景觀中還包括稱為"牛胃"的村中心半月形池塘,這是在建村時保留的一眼泉水擴大而成的,既擴大了水資源的使用面積,又有蓄水防旱、防火等功能,同時,經上半村居民使用過的水在此得到沉淀凈化,再由"牛腸"流入面積更大的月形湖("牛肚")。"牛肚"中的水已經多次使用,有機質含量高,利于水產養殖;由于水塘處在地勢較高的山腳,所以放水灌溉十分方便;而挖塘蓄水又可"蔭地脈""養真氣",對改善地下水狀況,調節小氣候都有較好的作用;利用水塘還可構景成趣,有著積極的心理效應。
3.3.3 "四水歸明堂,財水不外流"
對水資源的惜重還表現在山村住宅中利用天井匯蓄房頂之雨水于虹內,使有限的水源盡可能多地得到積蓄,以備急用。這使我們想起現代北方城市,一方面是嚴重缺水,另一方面則因為大量鋪裝地面造成雨水以地表徑流形式排走,既不能滲入地下補充地下水,又不能將其利用。中國傳統水資源節制行為也能給我們帶來更深的思考。
以上從幾種典型的景觀著手,討論了中國盆地農業文化的生態節制行為,盡管討論主要以目前仍處于盆地環境中的農業文化為例,但正如篇首所提到的原因,盆地經驗對整個中國農業文化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如來自盆地的"風水"模式同樣被應用到平原上,只是更增加了些附會和象征的含意,這樣的例子不一而足。我們不否認,即使在平原地理環境中,由于傳統小農業文化本身的封閉和循環意識,從而比游牧文化帶有更多的生態節制行為。但我們這里要強調的是盆地經驗和盆地效應強化了中國農業文化的生態節制行為。更大范圍內的跨文化比較,將有助于進一步認識這一問題。
4、傳統與發展
中國盆地農業文化的生態節制機制是成功的,因為它曾使中國廣大鄉村(特別是東南丘陵盆地)民眾能長期與自然和諧相處,并無疑對中國社會的穩定和農業文明的長久持續起著重要作用;但它又是失敗的,因為這種自穩機制使廣大農村長期被固封在自給自足的狀態下,得不到進一步的發展,用現代的價值觀來衡量是落后的;一個開放了的盆地,其原有的農業生態景觀必將面臨著現代化的沖擊。問題是如何完成現代化和發展。我們不否認現代滴灌技術、管道自來水等都比山塘水渠更能節約水資源,但正如本文所一再強調的,中國盆地農業文化生態節制行為是以整體生產和生活環境的持續利用為目的的,而不是以單一資源本身的持續利用為目的的,當填去水塘和曲折的水渠網并代之以水管時,也同時填去了景觀的異質性和與之相聯系的一系列生態功能、環境認知功能和審美功能。許多發達國家實際上已認識到這一點,并通過景觀設計使管道水重新變為明渠水[29]。此外,新技術的引入意味著必須犧牲大量的資源去購置和維持,而在一個長期處于脆弱狀態的盆地生態系統來說,這將意味著整體農耕環境的不可逆的惡化。典型的例子是南方丘陵植被破壞后導致紅土基巖的出露,地下水資源枯竭等。應該記住,在我們這樣一個農業大國里,要治理農耕環境將遠比治理城市環境艱難得多。這意味著中國鄉村(尤其是山區)的發展必須走生態發展之路,并尊重基于漫長生態經驗的、具有適應價值的傳統生態節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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