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理想環境模式及其生態史觀

　　一個成功的環境設計，不但要滿足人的生理要求，同時還應滿足人的心理要求。對于前者，設計師們可以通過現代科學技術所提供的精確數據和手段來實現，而對于后者，則需要設計師通過發掘存在于人們內心深處的理想環境模式，并使設計與這一心理模式相和諧來實現，而這是十分困難的，這也是現代環境設計理論所研究的一個焦點。 本文試圖從心理統計、中國人的環境吉兇意識和日常行為觀察等途徑，來尋找一些中國人心目中理想環境的外部特征，然后以人類進化史及中國文化發展史為依據，通過中國原始人類的環境經驗和中國文化在其主要定型時期的環境經驗，來揭示中國人的理想環境模式的深層結構，為環境設計提供一點啟發。
 
　　1 中國人所追求的理想環境模式

　　1.1 統計心理學的理想環境

　　心理統計通過自由答卷的方式進行，問卷要求被試者通過平面示意圖，用地形，樹林，水體，道路和房舍，設計其理想的環境，被試共87人。由于平面示意圖的局限性，每個被試還需對其設計的理想環境作一簡要的文字說明。最后，由筆者對所有答卷進行整理，歸類，得到一些理想環境的典型模式(表1)。這些統計結果說明了什么？

表1　統計心理學的理想環境模式（部分）
TABLE 1 The psychological statistic model of ideal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part)

理想居住地景觀	典型描述	選中率（％）
A（表1插圖A）	“居室背山面水，周圍樹木環抱；”“眼前是草地和寬闊的水面，草地上有許多花，水中有白鴨嬉水，使人感到心曠神怡；”“一條小路穿過水域通向對岸的樹叢，曲折幽深，水中可以游泳，草地上可以休息，林中可以散步。”		72.4
B（表1插圖B）	“水在房子和山之間，遠可觀山及樹林，近可觀水中之倒影，一條小路過橋之后，通向山林。”		10.3
C（表1插圖C）	“一條小路穿過樹叢，曲折幽深，來到一水面，開闊舒暢。”		5.7
D（表1插圖D）	“我想讓我的小屋背靠山丘。”“我想屋前有片樹林···，我想屋前有片小的空地，我可以盡情地活動；”“我想道路彎彎，爬過山丘，通向外部世界；”“最好有清清的小溪從門前流過。”		3.4

　　1.2 理想“風水”環境模式

　　中國古代寺廟及陵墓的選址，從某種意義上說最能反映中國人的理想環境模式，因為，這類建筑的選址受現實生活功利性的制約較小，且多發生在自然環境中，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選擇域。無論是寺廟或陵墓的環境，“風水說”都始終強調了這樣一個整體環境模式：“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這一模式的理想狀態是“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馴俯 。”[1]即建筑選址應在山脈止落之處，背依山峰；面臨平原，水流屈曲，入收八方之“生氣"；左右護山繞搶，前有秀峰相迎(圖1，2)。這種中國人心目中的理想“風水”環境模式其深層意義何在？

　　1.3 日常行為中的理想環境

　　只要我們觀察一下公園中散步和選擇座椅休息的人，會場上或餐廳里選擇座位的人，以及更為日常的行為，我們就會發現一些人們無意中表現出來的對某些環境結構的偏好。諸如對“邊緣”環境的優先選擇，包括對草地－樹叢邊緣(圖3)，水－陸邊緣及廣場邊緣的偏好，對便于了望和庇護的環境的偏好， 以及對走廊和便于“窺視”或“非法出入”的豁口的偏好等等。如果不是為了現實的功利需要，人們所偏好的環境的深層意義何在?

　　2 原始人"滿意"的生態環境是現代人理想環境模式的基本原型

　　2.1 中國原始人類的“滿意生態環境”

　　人類祖先離開森林走向大地之后，其生活便充滿了殘酷的競爭和挑戰。自然選擇的結果使人類進化并遺傳下了識別，評價，預測和利用自然環境的能力，憑著這種心理能力，人類祖先去選擇利于其生存和發展的“滿意生態環境”。通過古人類考古資料，我們可以對一些典型的中國原始人長期生活過的“滿意生態環境”(表2)作些結構與功能的分析。

表2 典型的中國原始人類的“滿意生態環境”
TABLE 2  Some typical “ecologically optium environments for Chinese hominid ancestors”

原始人類	生活環境的整體景觀結構
元謀猿人（早期直立人階段，距今約400-170萬年）	元謀盆地，南北長約30公里，東西寬約7公里；化石發現處在盆地東山山麓的小山丘上，相對高度4米，面積僅320平方米；山丘附近地勢較高，相對高度150米左右；整個地勢由東往西南及西北向傾斜；盆地的西南側為蚌河，它經龍川江匯入金沙江[5]。
藍田猿人（早期直立人階段，距今約100萬年）	灞河谷地，位于關中盆地的東南隅，東南側為高峻的秦嶺山地，南北兩側皆為陡峭的黃土塬；化石產地為一緊貼秦嶺北麓的帶狀崗垅，前緣高出河床約100米，頻臨灞河；東南端深入秦嶺灞河山地，西北端通向渭河地塹平原[6]（圖3）。
北京猿人（直立人階段，距今約20-70萬年）	周口店一帶，位于華北大平原西北側的角落中，西北依連綿的高山，東北為起伏的小山丘，南及東南為緩緩南傾的華北大平原；在西北側山麓的龍骨山，便是猿人居住的直接生境，相對高度約為70米，頻臨壩兒河，俯瞰大平原；壩兒河經琉璃河與永定河——桑干河走廊相聯（圖4）。
馬壩人（早期智人階段，距今約10萬年）	居住地獅子山為一石灰巖孤峰，高約60-70米；位于一山間盆地之一側，東與滑石山區相臨，南、西和北面為山地平原；馬壩河蜿蜒于盆地之中，后與北江相連[7]。
山頂洞人（晚期智人，距今約1萬年）	與北京猿人的環境相同。

　　2.1.1 邊緣結構和邊緣效應

　　表2各典型的“滿意生態環境”都具有一種邊緣結構特征，即它們都處在山地與平原/盆地或河谷平原的邊緣帶上，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邊緣效應:首先，由于邊緣地段上自然生境的多樣化，導致了植被類型的多樣化，因而也是多種草食性動物的集中分布區； 同時，地理景觀的邊緣帶往往是動物遷徙的必經之地，如食草動物隨季節變化而進行的山地與平原之間的遷徙，以及由于每種動物對多種生態系統的需求而進行的運動等，這些都為原始人的采集和狩獵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第二，邊緣地帶具有“了望－庇護”的便利性。在競爭激烈的自然環境中，原始人類必須時刻注視攻擊性猛獸的襲擊和獵物的運動； 同時，由于人的視域的局限性，他必須確信其看不見的背后是安全可靠的，并能根據情況進行有效的攻擊或逃避。背依群山俯臨平原的山麓正是"看別人而不被別人看到"易攻易走的最佳地形。 第三，對只有20－50人的原始人群體來說，曠野上的圍獵和防范都不是一件易事，他們必須防止獵物從任何一個方向逃走或防止攻擊從任一方向發生，而在邊緣地帶，由于山崖/河流等天然障礙的存在，圍獵和防范都有效多了。第四，人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在多個生態系統中尋求食物和庇護，邊緣環境則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這種需求。

　　2.1.2 閉合與尺度及其效應

　　自然環境是無限的，而人的運動速度和強度及環境的識別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人的正?；顒佣贾荒茉谝粋€有限的范圍內進行，超過這一范圍就會有“迷途”的可能，而這對原始人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因此，一個"滿意"的生態環境必須是一個有明確邊界的，尺度適宜的生活空間，山間盆地，谷地或大平原之角隅都是較佳的選擇(圖4，5)。 從表2還可以看出，原始人居住的直接生境，一般并不在大山上，當然也不在空曠的平原上，而是在臨近大山而又相對獨立的小山丘上，高度和面積都有限。顯然，在這樣有限的范圍內，任何潛在的危險都是可以排除的，使其生活的空間具有確定性和整體感，這對種群的生存和延緩是十分重要的。

　　2.1.3 豁口及走廊結構及其效應

　　一個滿意的閉合空間并不是絕地封閉的，它具有一些與外界相聯系的豁口，這種豁口沿河流谷地延伸，成為溝通各組鄰閉合空間的走廊。它們一方面是動物遷徙的通道，因而是狩獵的最佳場所；另一方面，它們也原始人自身遷徙的必經通道。當部落人口增加或目前空間內的資源枯竭以及因競爭失利而被迫放棄目前的空間時，部落就可以通過走廊向新的空間內擴展，從而保證了部落的延續和發展。，如北京猿人就曾幾度放棄龍骨山一帶的活動空間，而很有可能就是沿永定河-桑干河山谷走廊，進入河北及山西的山間盆地[3]；在不犧牲自身活動便利性的同時，原始人可以利用狹小的豁口和走廊有效地阻止不受歡迎的侵入；當然，作為走廊的河谷為原始人提供了生存所必須的水源和豐富的采集資源，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2.2 并非偶然的同構現象

　　由以上討論可見，環境的邊緣結構/閉合結構及尺度限制/豁口及走廊結構，對原始人的生存與進化有著極其重要的生態意義，正因為如此，自然選擇通過遺傳途徑，使人類具有對上述環境結構的本能的偏好。當中華民族進入農業社會以后，上述心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其原有的生態學的功利意義，但它們卻隨時都可從環境的審美反應或吉兇反應的形勢表現出來。只要比較一下篇首的理想環境模式，就會發現它們與中國原始人的“滿意生態環境”具有同構現象，這不是偶然的。依山面水或俯臨平原的建筑選址，背靠樹叢面向草地或水面的座椅選擇；環抱而“透氣”的“風水”空間，圍合的樹林草地；屈曲水流，蜿蜒的道路及走廊等等；都反映了人們對環境的邊緣結構，閉合結構及走廊結構環境整體特征的偏好。值得注意的是，環境的具體成分(如樹林或山體，道路或水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環境的空間結構 ，正因為如此，上述探討才更具有普遍意義。由此可見，原始人類的“滿意生態環境”正是現代人理想環境的原型。

　　3 主要文化定型時期的環境經驗與中國人獨特的環境觀

　　如果說中國原始人在其進化過程中的環境經驗，具有人類進化史的普遍意義，尚不能充分說明中國人獨特的環境觀的形成；那么，我們有充分理由說明中國文化主要定型時期獨特的環境經驗，對中國人獨特的環境觀的形成，起了關鍵的作用。周代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主要定型時期，尤其是在建筑文化方面，如宮室，城郭的制度，歷代王朝都基本上沿襲了周的傳統[4]，我國北方傳統的四合院，也能在周初期找到其原始模式。被譽為群經之首，并對后代的"風水說"產生較大影響的《易經》之本經也形成于周代(董壽祺，張善文，1987)。而周民族發展時期的主要活動地域是以岐山，長安一帶為中心的關中盆地。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周人在關中盆地中的自然及社會環境經驗，對中國人獨特的環境觀之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首先，關中盆地是一個“放大”了的原始人的“滿意生態環境”(圖6)。這里，周人背依秦嶺，俯臨渭河地塹平原；西北側的黃土高原與盆地周圍的山脈構成了一個閉合性的很強的空間，多條河流谷地是盆地與外部，特別是其與華北大平原聯系的走廊。這一環境，對周人來說同樣產生邊緣效應，閉合和尺度效應以及走廊效應。但這種效應主要表現為周民族在農業上的生態優勢和與其它民族競爭上的優勢[6]。正是這種自然及社會生態上的優勢，通過文化"沉積"的途徑，強化了中國人對邊緣結構，空間閉合結構及走廊等結構的偏好。

　　第二，獨特的社會系統與自然系統的邊界環境，導致了周人熱愛自然和自我庇護心態的強化。從周與其它民族的空間關系上看(圖7)，其西北為攻性很強的游牧部落，東部及東北部是大國商及其所屬部落，可謂三面受敵，殘酷的戰爭頻繁發生。而就在周所依據的秦嶺山地一側，卻充滿了大自然和諧與歡樂的氣氛。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與自然交界面上，使周人更到了大自然的可愛，并進而發展為對“肥遁”“嘉遁”(見<易>的<遁>卦)的逃跑主義和自然保護主義的崇尚，它們構成了中國建筑文化中特別注重建筑的庇護環境這一傳統的思想基礎。這與歐洲的建筑環境觀有明顯的不同，這是因為歐洲文化主要定型地域是在愛琴海的島嶼上，生活在島上的民族不可能象關中盆地的周民族那樣具有可以逃避的天然庇護所，他們必須防止海上任一方向來的攻擊，對他們來說，全方位的迎戰和進攻便是最好的自然保護，這種情況下，占據制高點是至關重要的。歐洲先民的這種環境經驗也影響了歐洲建筑的環境觀，對開放性環境及制高點的選址以及對建筑本身的突出，都是其特色。

　　第三，環境的災害效應促進了周民族環境生態意識的發展。在周人早期活動的黃土高原與渭河平原的邊界地帶，水土流失十分嚴重，山洪/滑坡及山崩等災害經驗使他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界的生態關系。如對森林，有“森林。貞：吉”(帛書<易><林>卦)的占斷，正反映了周人已不僅把森林作為一種可直接利用的物質資源，還把它們作為生態因素加以保護。這些都影響了后人的吉兇觀，如“風水說”，以山上林木茂密為吉，并通過在建筑環境中種植“風水樹”或“風水林”來“聚氣”。

　　4 結束語

　　中國原始人的“滿意生態環境”是中國人理想環境的基本原型；由于環境的邊緣，閉合及走廊等結構特征對原始人的生存，進化有著至關重要的生態意義，自然選擇使中國人對這些環境結構有著本能的偏好。對應于歐洲文化 ，中國文化主要定型時期的環境經驗對中國人獨特環境觀之形成起了關鍵的作用，它強化了中國人對天然庇護環境的追求和依賴心態，及對邊緣，閉合和走廊等結構的偏好，它也促進了中國人環境生態意識的早熟。在現代西方環境設計理論充塞現代中國環境設計領域時，我們不應忘記我們所要設計的是中國人理想環境。


參考文獻：
[1](晉)郭璞，葬書，地理正宗。上海:上海文明書局，(民國15年)。
[2]計宏祥，1980，藍田人生活時代的自然環境探討，考古文物，(3)。
[3]賈蘭坡，黃慰文，1984。周口店發掘記，天津:天津科學出版社。
[4]劉敦楨，1984，主編，中國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5]董壽祺，張善文，1987，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一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6]俞孔堅，1989，從易經看生態系統的邊緣效應，易經與現代自然科學學術討論會論文(打印材料 )，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