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古跡保護：讓法律留住記憶

　　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傳統一直是中華民族的驕傲。然而，傳統文化的載體不但被風雨侵蝕，更多的是遭到現代文明的人為“剿滅”。如此，傳承文化的口號，國人怎么可能喊得擲地有聲呢？

　　北京——正在消失的古都

　　從元朝以來，北京作為首都已有800年的歷史。800年的風風雨雨，在北京演繹得淋漓盡致，驚心動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在北京留下遺跡，也形成了獨特的歷史文化景觀和歷史文化傳統。這些古跡，就是承載文化基因的物質載體。沒有了這些古跡，文化將失去鮮活的生命，甚至斷代。

　　然而，北京的古都風貌卻在漸漸消失，特別是20世紀末期以來，多少經歷了戰爭年代、“文革”破壞而幸存下來的歷史建筑和文化遺產，在推土機下灰飛煙滅。

　　北京東廠胡同的經歷，就是這樣的一個縮影。

　　東廠胡同，北京故宮東面一墻之隔。2004年4月3日，本刊記者來到了這里。

　　東廠胡同因明朝時的特務機關“東廠”設于此而得名。當時，多少忠義志士命喪于此，又演繹了多少令人蕩氣回腸的歷史故事。明朝滅亡之后，東廠胡同的“東廠”就已沒落不存。晚清初年，大學士瑞麟在這塊地上建起了精巧雅致的私家花園——漪園。后來，這座京城著名的經典園林幾易其主、幾易其名。

　　袁世凱在北京就任總統后，黎元洪出任參政院院長及副總統一職，住進了東廠胡同，昔日私家花園因而一躍成為總統府。從此，東廠胡同成了民國初年政客官僚云集的地方，也成了史家無法回避的地方。因此，這里又被稱為“黎元洪的故居”。

　　依照王府井大街邊的路牌，記者找到了東廠胡同，仔細看時，東廠胡同原來的標志牌歪斜著掛在墻上，還被灰塵遮住了。進胡同幾十米，才看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和考古研究所的大門。這里，就是東廠胡同1號黎元洪的故居。

　　1915年，袁世凱復辟當皇帝，要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黎元洪自然不敢領受，稱這樣做，會“生無以對革命，死無以對先烈”。于是，有了1915年12月15日清晨的黎宅門前，黎元洪一襲便服拒受親王爵位之事。事隔半年，袁世凱一命嗚呼，黎元洪又是在這東廠胡同的私邸內，舉行了總統就職典禮。

　　1917年，黎元洪拒絕與張勛合作，從東廠胡同出走避居天津。1922年，黎元洪回到東廠胡同的總統府，再次匆匆上任大總統之職，但很快又狼狽下野。黎元洪再次出走。

　　抗戰勝利后，這里被劃歸為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變成了鴻儒云集之地。

　　1947年，胡適任北京大學校長，住進了東廠胡同1號黎元洪故居內。當時的黎氏故居共分四路院，每一路院都各有四進套院。最東邊是花園，花園西面是黎氏家廟，再往西是黎家住宅院落，最西邊是家里的花窖與仆人的住處。胡適住在中間一座四合院內。那一路居家院落，除了住過胡適，還住過北京大學的其他教授，比如傅斯年、范文瀾等人。

　　記載著厚重歷史的這處古跡一直在逐漸地消減，1977年和1978年發生的變化最大。黎宅的家廟與住宅部分在這兩年被拆除。不久，西邊的花窖與仆人房也被拆掉。

　　現如今，舊日的黎宅只留下三五間小平房，七零八落地分散于各個角落。如果不是知情者，誰會知曉這里承載著怎樣的歷史呢？

　　不管怎樣，黎元洪的故居畢竟還保留了一些殘跡，而許多古跡被拆除后，連影子都找不到了，比如粵東新館、觀音院過街樓、李鴻藻故居，以及休寧會館、潼川會館、中州會館、太平會館、衡州會館、鎮江會館、川東會館、伏魔寺、松柏庵、永樂寺遺址、廣和居舊址等一大批明清建筑。800年古都早已面目全非。

　　在今年的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舒乙痛心疾首地說：“我可以斷言，就在我講話的此時此刻，某些城市中的某些文化名人故居或許正在一紙公文的裁斷下，在推土機的轟鳴中轟然倒塌，變成一堆瓦礫，永遠消失。”

　　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傳統一直是中華民族的驕傲。然而，傳統文化的載體不但被風雨侵蝕，更多的是遭到現代文明的人為“剿滅”。如此，傳承文化的口號，國人怎么可能喊得擲地有聲呢？

　　“保護古跡”——有識之士發出呼聲

　　2004年3月27日，晴，北京，中華世紀壇。

　　展覽大廳里，中國攝影家協會和法制日報社共同主辦的《王毅——中國古民居攝影展》正在此舉行。在這里，一張張古民居照片中透著的中華民族深厚綿長的歷史文化底蘊撲面而來。

　　王毅，法制日報社攝影部前主任，生前曾三次蟬聯中國十佳攝影記者。在繁忙的新聞采訪之余，王毅搶救性地拍攝了上百座中國明清時期遺留下來的傳統民居。這些照片中的民居，現在有些已經不復存在，有的正在遭受著毀滅性的破壞。

　　“自然和社會的風雨剝蝕，正在令珍貴的古民居一批又一批地退出人們的視野。”“通過展覽，呼喚社會保護中國的古建筑，”“留住家園。”主辦者如是說。

　　有著這種想法的，不僅僅只有王毅。還有羅哲文老先生。

　　羅哲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成員之一，目前擔任著中國文物學會會長和國家文物局古建筑專家組組長。他見證和參與了許多文物保護的重大歷史事件。

　　2004年3月29日，羅哲文先生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采訪。

　　羅老給記者講述了當年保護長城的故事。“20世紀50年代，國家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國專門把八達嶺到山海關的一段長城保護起來，以免受到破壞。當時的人很自覺，人為破壞長城的比較少，當時也沒有大的工程建設項目，所以，長城得到了比較好的保護。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長城兩邊開始了大規模的建設，建起了許多工廠，有些單位竟把長城的城墻拆了，用以建設工廠。另一方面，為了開荒種田，當地老百姓也紛紛在長城兩邊挖土。長城就這樣遭到了破壞。對于這些破壞長城的事件，我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為了保護長城，留住中華民族的珍貴文化遺產，我們就給中央寫信反映。”

　　中央非常重視這件事。“不久，由李先念同志主抓這件事，中央還組成了調查組，對破壞長城的事件進行調查，我參加了西北的調查。讓我感到震驚的是，當地老百姓竟然為了取土用炸藥炸長城。”

　　“通過調查，中央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要求各地召開現場會，并發出通知禁止破壞長城的種種行為。1984年以后，政府出資對被毀壞的長城進行修復，社會各界也紛紛捐款。1987年，長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歷史古跡都像長城一樣幸運，盡管有許多人的吶喊，一些古跡還是因為“需要”而消失了，永遠也找不回來了。

　　羅老說：北京美術館后街的某個院落，那是一幢非常典型并且很有價值的明朝建筑。他和幾位專家看后認為很有價值，不該拆。但那一片被某開發商買去，在周圍都蓋起了房子。他們找了人，甚至還告到法院。法院說那兒不是文物保護單位，想留也無法可依。最后，在一片遺憾聲中，官司“輸了”，地皮“賣了”，明朝建筑“拆了”。

　　羅老說的“北京美術館后街的某個院落”指的是北京美術館后街22號，這一座看似普普通通、貌不驚人的四合院，是距今已有500余年的明朝建筑，被專家認為具有巨大的建筑、文物價值。

　　1950年，這所四合院被趙紫宸購買。趙紫宸是著名愛國主義者、我國現代基督教著名領袖，曾長期擔任燕京大學神學院院長，是新中國第一屆政協委員。這里還居住過趙紫宸之女趙蘿蕤。趙蘿蕤是我國著名翻譯家和比較文學家，為中美文化交流作出過巨大貢獻。

　　1998年，北京平安大街拓寬，經多位專家、學者聯名呼吁，該院才沒有被拆除。專家們曾設想將此四合院開辟成一個舉世無雙的家庭博物館。為此，中國最權威的文物、文化專家侯仁之、吳良鏞、羅哲文、鄭孝燮、舒乙等人多次聯名呼吁，保護趙氏故居。

　　當開發商堅持要拆除該四合院時，趙紫宸先生之子、兩航起義的功臣趙景心和夫人黃哲，大無畏地奮起抗爭，堅守這座古老四合院。

　　趙景心說：“作為中國人，我有責任保護祖宗留下來的古都，良心不允許我為了幾百萬元錢出賣這個小院。”為了保住四合院，他們還把北京市東城區文物局、房管局告上法庭，展開了一場長達2年的訴訟。

　　2000年1月10日，國家文物局專函指出：“應該充分尊重專家意見，對22號院的價值進行認真確認，在此之前不要拆除。”

　　北京市委領導也指示，“要尊重專家意見”。

　　接著，京城中許多專家、學者、學生、記者，聞訊而來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自發加入到這場民間的“保衛戰”之中，強烈表達了留住該院的民心民意。

　　但是，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2000年10月26日，在經過長達兩年之久的抗爭和訴訟之后，這所四合院終于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推土機夷為平地。

　　與歷史共存——法律應該有所作為

　　為什么歷史古跡竟然這樣輕易被破壞呢？

　　羅老對本刊記者說，缺少法律保護是一個重要原因。他說，如果北京市美術館后街22號院是法律明文規定的文物保護單位，我們就能依法予以保護。

　　具體如何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呢？羅老說，“首先，相關單位應該組織人力進行調查，將國家應該保護的歷史古跡調查清楚，然后，對這些歷史古跡進行評定分級，夠保護級別的保護起來，由各級文物保護部門進行保護，不夠級別的作相應的處理，對破壞歷史古跡的人，要追究其相應的刑事責任。

　　“其次，將需要保護的歷史古跡納入城市規劃之中，在進行建設時，要考慮歷史古跡的保護，不許破壞。

　　“第三，對于歷史古跡的保護，要指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就如何保護、維修、利用、開發作出相應的規定，使歷史古跡的保護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曲新久接受本刊采訪時說：“歷史古跡保護，應該以立法或者相關法律的修改為契機，進行法律上的變革，厘清各種古跡的所有權，完善相應的歷史古跡登記制度，賦予政府保護歷史古跡的法律職責，為歷史古跡的保護提供法律空間。”

　　歷史古跡的保護，法律不能缺位。

　　其實，法律的相應變革一直在有序地進行著。

　　2003年12月23日，蘇州市在全國率先出臺了《蘇州市城市紫線管理辦法(試行)》，根據該辦法，蘇州市在編制城市規劃時，應當劃定保護歷史文化街區和歷史建筑的紫線。

　　蘇州市的城市紫線保護范圍包括：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控制保護建筑的保護范圍和風貌協調保護區；古構筑物的保護范圍，包括古橋梁、古牌坊、古磚刻門樓、古井和古城墻遺址等；歷史街區、歷史文化名鎮及古鎮、古村落的保護范圍；已探明的能體現城市發展脈絡、文物遺存豐富的地下文物埋藏區。

　　接著，2004年2月1日，建設部公布的《城市紫線管理辦法》開始實施，該辦法要求劃定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內的歷史文化街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范圍界線。

　　對此，羅老說：“劃定紫線有好處，相當于向破壞性開發亮起'紅燈'。而歷史文化的'紅燈'跟交通的紅燈還不一樣，它不是不能動，而是定下一個暫時不要破壞的范圍，為研究、保護與規劃留下時間與空間。”

　　羅老還認為，目前歷史古跡保護不盡如人意的癥結還是在立法上。即使建設部出臺了《城市紫線管理辦法》，但它畢竟不是國家立法。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應該上升到國家立法層面。

　　此前，在2000年3月10日，我國第一個關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議案上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案中寫道：“這些具有很高歷史價值的古建筑一旦慘遭摧毀，就永遠不能再生，即使按照原樣重建，也喪失其歷史價值和信息。”

　　沉寂了4年之后，前不久，在北京市的政府網站上，出現了一則鼓舞人心的消息：北京市將立法保護歷史文化名城。

　　網上公布了《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草案)》。這一《草案》規定，在舊城保護規劃范圍內進行改造、建設和修繕活動，不得破壞舊城保護規劃確定保護的棋盤式街巷胡同格局。規劃、建設主要城市道路，應當避讓歷史文化保護區、不可移動文物和保護類建筑。任何單位和個人在舊城內進行建設，不得超過保護規劃規定的建筑高度等。

　　北京市政府的行為不是孤獨的。此前，杭州市政府公布《杭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向房產開發商發出通告：在老城區如遇有50年以上的老房子必須好好保護，否則將以違法論處。

　　刻不容緩——留住傳統文化的根

　　文化是民族精神延續的基因，歷史古跡又是歷史文化的載體，一旦破壞即無從恢復，其所承載的文化也必然受到破壞，從而影響文化的繼承。

　　1950年，我國著名的建筑史專家梁思成曾提出過一個保護北京的計劃：北京所有的舊建筑一律不拆，這包括圍繞著北京的舊城墻；城墻上面開辟為人民公園，供游人賞玩；嚴格保護紫禁城；北京不宜建大型工業；在北京的西北部另建新城，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與金融的中心，作為政府的所在地。

　　遺憾的是，這個計劃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而且，對北京城大規模的拆建不久后就開始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屹立了幾百年象征著古老文化的北京城墻消失得無影無蹤。絕大多數具有文物價值的門樓和牌坊也不見了。

　　為此，梁思成哭泣了。

　　半個多世紀過去，大師已經故去，但令他哭泣的情景仍在不斷出現。可見，盡快制定《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法》，依法保護這些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確實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

　　相關法律條文：

　　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