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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華德對田園城市的設想
美國于1935年在馬里蘭規劃建設的小城市格林貝特(Greenbelt,意為綠帶)就具有田園城市的色彩,整個城市平面呈月牙形腰帶狀,強調因地制宜,利用周圍森林和起伏的地形來建造城市(圖2)。
美國格林貝爾特(Greenbelt)小城市示意
戰后四五十年代,這時期的環境保護由被動保護走向通過城市規劃進行的主動保護,人們希望通過城市綠地整體規劃的方式來解決環境問題。各國都注意了城市建設與自然環境的有機結合,特別是利用林地與河川來形成城市綠化的基礎,如大倫敦地區的綠帶圈,德國科恩市利用森林和水邊地形構成環狀綠地系統,澳大利亞市利用水系組織園林綠地系統。
在這一時期,城市不僅僅是作為政治經濟活動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作為人們的聚居地,應該提供給人們一個具有舒適性的生活休閑空間,提供給人類社會一個能夠持續發展的空間。正是在20世紀城市化浪潮和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中,綠地由原來單個私人或公共庭院設計逐步發展為城市范圍的綠地系統規劃,后來隨著大城市群的形成又出現了區域范圍的綠地系統規劃。如1935年莫斯科的綠地系統規劃以楔形和放射加環狀的綠帶將各點狀綠地聯系起來,形成點線面相結合的城市綠地系統(圖3)。
蘇聯莫斯科的綠地系統
理論方法趨向成熟階段
人類進入20世紀60和70年代,全球興起了保護生態環境的高潮,為順應時代要求,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很快被接納到規劃領域。在生態理論的影響下,世界許多大城市都認真研究了城市中綠地的功能地位及規劃問題,開始從綠地的生態性、游憩性等方面全面思考城市綠地建設問題。
麥克哈格(McHarg)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Design with Nature》中,提出了系統地運用生態手法進行綠地規劃觀點。生態思想的引入使城市綠化呈現新的動態如澳大利亞墨爾本于20世紀80年代初全面開展了以生態保護為重點的公園整治,并以五條河流為骨骼,連接城市內部的林蔭道及公園,組成楔狀綠地系統(圖4)。20世紀80年代,城市綠地建設進入了生態園林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摸索階段,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綠地在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城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澳大利亞墨爾本的綠地系統規劃
2.2 國內城市綠地系統規劃思想的發展
中國城市綠地系統規劃思想的歷史大致經過了以下幾個階段從古代“天人合一”的天然園林城市,到近代“西學東漸”、“土洋結合”的中西交融,再到建國初期的“大地園林化”與近期的山水城市。
啟蒙階段
中國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代就出現了許多大型城市,這些大型城市雖然包容了許多自然環境因素,但城市中的生活畢竟與大自然有一定隔離,尤其是難以欣賞到名山大川優美而壯麗的景色。于是,以濃縮了山水景觀的“人造自然”城市園林產生了,從商殷的苑,到后來興起的皇家宮苑和貴族宅院,里面都有大量的綠化裝飾,自東晉以來,私家園林逐漸從模擬自然的“自然山水園”向抽象自然的“寫意山水園”過渡,人工成分越來越多,自然成分越來越少,但園林中的池泉、樹木、花卉仍占相當比例。
這個階段,無論是大量的私家園林還是少量的公共園林,其營造的目的和用途都是以游憩為目的,綠地的功能單一。
思想形成階段 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1958),在城市規劃中提出了完整的綠地系統的概念,結合城市改造和建設,建立了很多的公園綠地,在公園規劃設計上,主要學習蘇聯文化休閑公園的模式,強調公園的功能分區,注重群眾性文體活動。
這個時期城市綠地的規劃設計是針對工業城市弊端,迫于環境壓力而提出的,城市中人工成分和自然成分是分離的。因此,這個時期的人們對綠地的認識是比較模糊的,表現在城市規劃中,綠地的面積、形狀、位置設計的隨意性,仍然把人與城市凌駕于自然生態系統之上,甚至為了建立人工綠地而破壞原本的生態系統。
理論方法趨向成熟階段 伴隨著經濟建設速度的加快,城市化過程在給地區經濟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所引發的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在生態浪潮沖擊的二十一世紀,人們試圖將生態學與景觀互相融合,將新的理念、方法運用于城市綠地系統規劃中,以創造更美化、優化、凈化的高質量人居環境。
這個時期,城市綠地改變了受城市建設所支配的從屬地位,使城市綠色空間成為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城市綠地規劃的任務就是要恢復城市自然特性,把人工和自然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來設計,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與此同時,有關綠地的相關政策也在進一步的完善。國務院在全國城市綠化工作會議上發布了《關于加強城市綠化建設的通知》,要求在2002年底之前各建制市完成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同時建設部也下發了《關于創建“生態園林城市”實施意見的通知》。這些政策及意見對于推進我國城市環境建設,改變城市面貌具有重大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策的出臺也直接促進了國內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編制建設,引發了國內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建設的研究熱潮。
3 傳統綠地系統規劃思想存在的問題
傳統綠地系統規劃是在總體規劃編制完成后所進行的專項用地規劃,通過規劃手段,對城市綠地及其物種在類型、規模、空間、時間等方面所進行的系統化配置及相關安排。過去的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總體結構和主要綠地的布局,在相當程度上是按照“點、線、面結合”的原則進行設計,對于城市綠地應滿足的生態要求卻很少考慮。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3.1 “見縫插綠”規劃思想陳舊
目前我國城市規劃的思想仍大多停留在工業時代的模式上,長期貫徹“建筑優先、綠地填空”的思維與工作方式,這也導致了“見縫插綠”這一“被動式”綠地規劃觀念的產生。城市建設用地中的綠化用地指標十分緊張,規劃綠地常被用作填充“不宜建筑用地”和建筑物之間距,并美其名曰:“見縫插綠”,很難形成科學合理、符合生態和滿足市民生活需求的城市綠地系統。
3.2 “點、線、面結合”理論建制滯后
新中國成立50多年以來,我國的城市景觀與綠地系統規劃理論和實踐一直發展比較緩慢,受“建筑優先、綠地填空”的規劃理念影響,城市規劃界對城市綠地系統的研究非常少,綠地系統規劃更多的被認為是園林部門應該考慮的問題,理論的主體基本沿用 20世紀 50年代初全面學習蘇聯時所引入的城市游憩綠地的規劃方法和一些構圖的原則,特別是 “點、線、面相結合”的行政指導方針,多年來一直作為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的主要布局原則。近年來,這一布局原則進一步演變為類似“環、塊、點、楔、網狀綠地相結合”等抽象的綠地布局模式,城市真正需要的綠地和休憩空間節節退讓,不斷被蠶食。綠地系統規劃在整個規劃體系中具有的廣泛性、綜合性、基礎性和長期性的特征,被長期忽略。
3.3 “綠地指標調控法”技術體系薄弱
在具體的規劃編制工作中,綠地系統規劃通常的技術路線是在城市的工業、居住、商貿、行政、交通等功能分區的用地規劃基本定局后,再把國標和地方關于各類綠地的綠化率和有關規范的綠化要求羅列一遍,最后是以完成“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城市綠地率”和“綠化覆蓋率”這三項指標為目標,但這些指標由于統計的模糊性以及不同城市的統計口徑問題,可比性和可復核性非常差,根本無法反映城市綠地建設豐缺的實際情況,反倒成為各個城市應付各種檢查“心照不宣”的一個手段。
3.4 生搬硬套、長官意志操作過程的盲目
城市綠地與當時當地的城市建設特點、氣候特征、植物種類分布特征、城市的文化特征及城市經濟基礎息息相關,具有鮮明的地域性與歸屬性,因此不同地區的綠地系統規劃也應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正所謂“三份種,七份管”,搞“非適地適樹”和“非適地適景”是要付出更為昂貴的經濟代價,而且不一定有良好的生態環境效益和景觀效果。但目前好多城市為追求開闊、明朗、舒展的綠地空間,出現了過量的“以草代木”(陳自新,1997年)的嚴重傾向,而且這種趨勢若有關部門不加以阻止和正確的引導,大有形成一股風之勢。綠地是一個城市的“活景觀”,生搬硬套地學習別國、異地的綠地建設經驗,不但付出了極大的經濟代價,而且景觀和生態效益收效甚微。
3.5 規劃與建設脫節操作平臺的缺失
綠地作為城市中一個有生命力的公益設施,從規劃、建設到養護環環相扣,需要全面的策劃、系統的管理和科學的養護。實現這一過程的“無縫拼接”,對于城市綠地的最終實現至關重要。目前我國園林綠地的規劃、建設、養護三分離的管理模式,導致了行業和部門之間的認識和管理機制常有出入。這樣的管理機制一方面難以監督城市各項綠地的實施情況、察覺和制止侵占綠地等行為;另一方面由于部門之間各自分管行業較多造成的職能交叉、政出多門,很容易造成公共投資和管理的巨大浪費。
4 綠地系統規劃的新思想
4.1 城鄉一體化設計理論
美國芒福德“區域整體論”和《21世紀城市:城市未來柏林宣言》標志著現代城市綠地規劃發展的新趨勢。城市綠地系統規劃要突出區域特征,強調改善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環境,實現城市區域社會、經濟、環境和空間發展的有機結合,即綠地系統規劃要符合生態性、生物多樣性、野郊休閑性、人居環境舒適性和可持續利用性,要擴大到整個城市區域范圍,建立城郊結合、城鄉一體化的大園林、大綠地系統。
目前,我國的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多側重于建成區,缺乏以城鄉一體化的思維方式在區域層次上協調城市與鄉村,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國目前正處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階段,在經濟發達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城鄉用地融合的現象非常明顯,城鄉建設連綿成片,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區域特色。在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下,編制綠地系統規劃需要立足本土,用戰略的眼光構建一體化的綠地空間結構和分工協作的綠地功能結構,發現、利用、創造新的景觀形態和空間載體。水體、濕地、屋頂花園、垂直綠化對于改善城鄉生態環境,加強城鄉在生態上的聯系具有重要的意義,應該在城鄉一體化的綠地系統規劃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4.2 立體化設計思想
作為開拓城市綠化新領域的立體綠化,就是指綠化與地面垂直的線或面,即利用攀緣植物使其沿墻或其它設施上升形成垂直的綠化面。許多人把立體綠化等同于垂直綠化,其實不然。垂直綠化是指一種利用攀緣植物裝飾建筑物屋頂、墻面、棚架、燈柱等綠化形式。而立體綠化則是指利用城市地面以上的各種不同立地條件選擇各類適宜植物,栽植于人工創造的環境使綠色植物覆蓋地面以上的各類建筑物、構筑物及其他空間結構的表面,利用植物向空間發展的綠化方式。
城市立體綠化主要包括城市垂直綠化和城市屋頂綠化兩部分,是城市特殊空間的綠化形式。它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城市的綠化面積,有效地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和居民的生活環境。城市立體綠化是城市綠化美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規劃建綠、增加城市綠地總量和質量的前提下開拓城市綠化領域的一種新形式。
我國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也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均占有綠地極少。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人口日趨稠密,建筑日趨擁擠,人均綠地面積將越來越少,城市的立體綠化將成為有效增加綠地面積的途徑而得到廣泛應用和深入研究。
4.3 景觀生態安全格局思想
我國學者俞孔堅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安全格局的概念(Security pattern,簡稱SP) :“景觀中有某些潛在的空間格局,被稱為生態安全格局,他們由景觀中的某些關鍵性的局部,位置和空間聯系所構成。SP對維護或控制某種生態過程有著異常重要的意義”。俞孔堅認為,景觀中存在著一些關鍵性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構成某種潛在的空間格局。這種格局被稱為景觀生態安全格局(Ecological SPs),它們對維護和控制某種生態過程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因而對綠地系統規劃和景觀營造具有重要的意義。
要談景觀生態安全格局的概念,就必須提到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簡稱EI)的概念。生態基礎設施是維護生命土地的安全和健康的關鍵性空間格局,是城市和居民獲得持續的自然服務(生態服務)的基本保障,是城市擴張和土地開發利用不可觸犯的剛性限制。在這里,我們強調生態基礎設施是一種空間結構(景觀格局),必須先于城市建設用地的規劃和設計而進行編制。而景觀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簡稱SP)正是判別和建立生態基礎設施的一種途徑,該途徑以景觀生態學理論和方法為基礎,基于景觀過程和格局的關系,通過景觀過程的分析和模擬,來判別對這些過程的健康和安全具有關鍵意義的景觀格局。
基于景觀生態安全格局的綠地系統規劃指的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通過對城市綠地系統本體的深入分析,然后對綠地系統的各個因子進行合理規劃布局并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的合理的綠地系統規劃方法。具體操作從對基質的界定、對各類斑塊、廊道的分析入手,對時空變化、對城市綠地系統造成的影響進行探究,提出能實現綠地系統自我生態發展并與人類生命活動相契合的規劃策略,從而賦予城市綠地系統以鮮明的時代特色與生態屬性,實現城市綠地景觀生態學化營造,城市資源、環境可持續化發展的目的。
5 小結
綠是生命之道,城市之魂。城市綠地不只是一種鳥語花香、綠茵林茂的形態綠,而且是一種喬木、灌木、草本植物合理布局,結構、功能、過程和諧的系統綠,是一種技術、體制、行為配套,競爭、共生、自生功能完善的機制綠。本文在對綠地系統規劃的發展歷程進行回顧并展開論述的基礎上,總結了傳統綠地系統規劃之中存在的問題,進而對綠地系統規劃的新思想進行深入分析,達到對城市綠地進行科學指導、規劃和評價;促進城市綠化發展,提高綠化效益;賦予城市綠地系統以鮮明的時代特色與生態屬性;實現城市綠地景觀生態學化營造,城市資源、環境可持續化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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