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梁思成誕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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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0
來源:景觀中國網
2011年4月20日是梁思成誕辰110周年的日子。梁思成是中國現代建筑教育的奠基人,是中國古建筑研究的先驅者,是中國文物建筑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的倡導者,也是中國現代城市規劃事業的推動者。他在60多年前提出的北京未來城市規劃的設想具有驚人的科學性和預見性,而當年他為保護北京古建筑所作的努力,也讓今天的我們肅然起敬。紀念他是對一種城市規劃態度的尊重。
導讀:2011年4月20日是梁思成誕辰110周年的日子。梁思成是中國現代建筑教育的奠基人,是中國古建筑研究的先驅者,是中國文物建筑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的倡導者,也是中國現代城市規劃事業的推動者。他在60多年前提出的北京未來城市規劃的設想具有驚人的科學性和預見性,而當年他為保護北京古建筑所作的努力,也讓今天的我們肅然起敬。紀念他是對一種城市規劃態度的尊重。
一、基于“有機疏散”理論的“梁陳方案”
芬蘭城市規劃師沙里寧在1918年設計赫爾辛基城市規劃時,提出了著名的“有機疏散”理論。在他看來,城市交通擁堵的根本原因并非道路面積不足,而是城市功能組織不善,迫使工作人口每日往返“長途旅行”。他建議把城市的人口和就業崗位分散到可供合理發展的非中心地域,盡可能實現每個區域居住與就業的平衡,從而最大限度避免跨區域交通的發生。
上世紀40年代便提出成熟的城市規劃概念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梁思成閱讀了沙里寧的著作《城市:它的的產生、發展與衰敗》,受其影響,梁思成在《大公報》上發表了《市鎮的體系秩序》一文,指出戰后中國城市發展須避蹈西方覆轍,否則,“一旦錯誤,百年難改,居民將受其害無窮。” 梁思成在文章中提出的對策正是“有機疏散”的概念,即將一個大都市分為許多“小市鎮”或“區”,每區之內,人口相對集中,功能齊備,區與區之間,設立“綠蔭地帶”作為公園,并對每個區的人口和建筑面積嚴格限制,不使成為一個”龐大無限量的整體”。
60年前“梁陳方案”就曾明確劃分城區功能
1950年2月,梁思成與曾在英國接受城市規劃系統訓練的陳占祥,提出將行政中心區安排在北京古城西側建設的方案——《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也就是著名的“梁陳方案”。他們所構想的北京市區,由古城區、行政中心區和商務區組成,相互以綠帶隔離;各個城區之內,居住與就業相對平衡,跨區域交通被盡量減少——這正是沙里寧所理想的“半獨立城區聯盟”。
“梁陳方案”的核心提議是:為疏散舊城壓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新市區主要在復興門外,長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墳,以西郊三里河作為新的行政中心。就像城內的“三海”之于故宮一樣,把釣魚臺、八一湖等組織成新的綠地和公園,同時把南面的蓮花池組織到新行政中心的規劃中來。
“梁陳方案”準確預言行政中心規劃不合理的惡果
兩位學者曾經預言,如果將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區內發展,不但會損毀文化遺產,還將導致大量人口被遷往郊區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區就業的緊張狀況,“重復近來歐美大城已發現的痛苦,而需要不斷耗費地用近代技術去糾正。”然而他們的建議未獲采納,預言也不幸成真。過去50多年間持續在古城之上建新城的后果是,功能過度密集的中心城區成為吸納發展機遇的“黑洞”,城市的“大餅”越攤越大,郊區出現的若干個數十萬人口的睡城更是惡化了這樣的局面,城市的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日趨嚴重。
二、梁思成的北京古城保衛戰
梁思成的主張是一種整體的城市觀,即北京的舊城決不僅僅是一個故宮、一個天壇這些孤立的文物。北京的舊城有完整的城市空間結構,牌樓、大街、胡同、城墻、城門都是不可或缺的組成要素。在按照現代城市功能對北京舊城的改造過程中,對這些要素決不能采取一拆了事的粗暴做法,必須既能保護古建筑,又能使它們符合現代城市的功能要求。
北京老城保護態度:舊建筑新利用
渴望以“梁陳方案”全面保衛北京舊城宣告失敗后,梁思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對已經不可阻止地進入了舊城的新建筑,通過規劃的方式予以合理安排,盡量減少對北京舊城整體布局和文物古建筑的損壞,例如對被他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華人民的瓔珞”——北京城墻。
城墻是古城北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曾說“城市是一本石頭的書”她把保護古代城墻,和學習歷史的必要性相提并論。然而由于北京的行政中心選定在舊城,在舊城建行政中心,拆除“礙事”的城墻就幾乎成為必然。為了保護古城墻,梁思成除了與反對者辯論外,還構想了立體環城公園的概念:“……城墻上面,平均寬度約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薔薇一類的灌木,或鋪些草地,種植草花,再安放些園椅。夏季黃昏,可供數十人的納涼有息。秋高氣爽的時節,登高遠眺,俯視全城,西北蒼蒼的西山,東南無際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這樣接近大自然,胸襟壯闊……”
北京老城保護失敗:開全國拆城墻先河
北京曾經是把城墻完整的保持到20世紀的中世紀大城市。但是最終對待北京城墻的做法幾乎都是一拆了之。從 1950年5月開始至50年代末,北京陸續拆除了崇文門甕城,朝陽門城樓和箭樓,阜成門甕城,永定門甕城、城樓和箭樓,左安門甕城、城樓和箭樓,右安門甕城、城樓和箭樓,廣渠門城樓和甕城,東便門甕城、城樓和箭樓,西便門甕城、城樓和箭樓,以及東北角樓城臺,西北角樓的箭樓和城臺,西南和東南角樓的城臺。進入60年代后,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為了修建地鐵的需要,原本列為保護范圍的西直門門樓、箭樓、甕城、閘樓、安定門門樓、東直門門樓、東南角樓也被相繼拆除。
20世紀50年代,面對北京城內展開的大規模拆除城墻、牌樓等古建筑的活動,梁思成的建議再次無人問津。在他鐘愛的城門和城墻被拆毀時,梁思成曾經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的一塊肉,剝去一塊城磚像剝去我的一層皮”。由于北京的帶頭示范,一時間大拆城墻的做法在全國風行一時。濟南內外城的城墻幾乎被拆光,南京城墻雖然沒有被徹底拆除,但也被拆掉了三分之一,甚至著名的中華門城堡也差一點不能幸免。現在全國大大小小600多個城市中,尚能完整地保存城墻的只有4座城市:西安、平遙、興城和襄樊。
三、梁思成的文化遺產
城市在古代象征權力,城池的規制如同權力的等級一樣有著明確的刻度。在它的各種設施中,障礙成為最重要的構成因素。而現代城市的主題則是舒適、暢通和高效,它取消了障礙的價值。但這二者之間不是完全互不兼容。
梁思成的城市規劃概念對現實仍具指導意義
如今在西安,完整的城墻、城門、護城河都展現了梁思成關于北京城墻建成環城公園的設想。他提出的“以新護舊,新舊兩利”的原則,“擴大城市綠地,保護文物古跡”的手法,在西安的城市規劃中得到運用和發展。梁思成的古城保護思想和方法已經成為古都西安文化遺產保護的支柱和靈魂。在西安和南京,多開城門、古城門處采取環島交通的做法證明,城墻并不會對現代城市交通造成多少影響。西安雁塔區和曲江新區、南京江寧區和河西新城區的開發也證明城墻不會對城市的發展和擴張構成妨礙。在山西,平遙縣城完整地實踐了保護古城、發展新城的做法,完好的古城作為明清時期中國漢族地區城市經濟發展的縮影,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歷史文化遺產。
梁思成曾經的助手,后師從沙里寧的清華大學教授、兩院院士吳良鏞先生,是《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的主要推動者和制定者。2005年出臺的這項計劃又回到當年梁思成與陳占祥的立場:新舊城市分開發展,城市功能平衡分布。
結語:“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學地對待它,它會生病的。北京城作為一個現代化的首都,它還沒有長大,所以它還不會得心臟病、動脈硬化、高血壓等病。它現在只會得些孩子得的傷風感冒。可是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經驗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們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會有很大的問題。” ——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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