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性的再定義：作為生存藝術的城市設計

俞孔堅教授在做報告

　　1 走向滅亡：城市性的歷史
　　我最近做了一次旅行，遍覽了數千年城市的歷史，跨越了數千里的景觀，從加勒比海岸到太平洋，歷經低地與高原。
　　在這次旅程中，我看到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一類人很特殊、很高貴，但卻是扭曲的、死亡的城市貴族；另一類則是普通、謙遜的，但卻是健康、多產的，并且依然生機勃勃。在瑪雅文明中，那些城市的統治者們通過切斷手指、整平頭部這種扭曲的方式來彰顯他們的權威和高貴的血統。直到上世紀初之前，中國的少女們就被迫“裹腳”，以便能夠嫁入豪門，成為“城里人”，那種正常的“大腳”則被視為陋俗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還體驗到了兩種不同的景觀：一種是樸素、真實的，飽含了辛勤的勞動，繁榮至今；另一種則是宏偉的、壯麗的，如海市蜃樓一般，但卻都已成為廢墟，比如古羅馬的城市、瑪雅的城市，還有中國被焚毀的圓明園。這些已然為廢墟、卻曾輝煌壯麗的特殊的城市和景觀，都是由那些扭曲的上層階級、在所謂的上層文化價值觀指導下建造的。
　　我認真的思忖了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第一種屬于下層文化，充滿了鄉土氣息，它是隱形的，鮮見于歷史教科書中，但正是他們才領悟到了生存的藝術，并創造了真正的景觀和充滿生機的真實世界；而另一方面，那種所謂的上層文化，來自于城市中，歷史上聲名顯赫，他們根本不懂得生存的藝術，縱情于享樂與裝飾的藝術，最終導致產生虛假的景觀和虛假的最終走向滅亡的世界。
　　不幸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城市設計都是由上層階級來完成的，之后這種城市設計的藝術便沉緬于所謂更尚文明的浮華裝飾、紀念碑式的建筑以及“人間天堂”般的花園之中。而現代的城市設計，從理論到實踐，仍然還是基于來自希臘、羅馬、瑪雅以及中國古都等城市廢墟中的經驗。學生們的所學是為了繼續建造腐朽，而不是為了生存。

　　2 從“粗野”到“城市性”的運動以及生存的挑戰

　　每年，中國13億人口中的1%都會涌入城市，從農村人口變成城市人口。20年內，全國65%的人口都將生活在城市中。這種城市價值的傳承不僅改變了城市本身，而且也影響到了整個中國乃至整個世界。自由奔騰的河流被大理石包裹成筆直的溝渠；充滿野趣的濕地變成了光鮮的池塘和噴泉；自由生長的灌木被連根拔起，轉而被換成修剪整齊的裝飾植物；鄉土的野草則被需要消耗大量水資源的常綠外來草坪所替代。
　　在當今中國這股“城市美化運動”的大潮下，城市設計逐漸迷失了方向，轉而追求毫無意義的風格、形式以及華麗的異國情調。如今中國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奧林匹克公園、揮霍鋼材的鳥巢、華麗而駭人CCTV新樓、不惜浪費大量能源的國家大劇院等等。所有這些城市的標志物，都折射出從那些消失的所謂上層階級那里所繼承的、腐朽的價值觀，而這些只會加速生存環境的惡化。 
　　中國的人口占世界的21%，但卻只擁有世界上7%的耕地和水。全國662個城市中，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而且沒有一條城市內或城市外的河流不是被污染的。中國的西北部沙漠化趨勢已經迫在眉睫。在過去的50年中，中國50%的濕地都已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
　　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快速城市化的產物。我們不禁要問：這是可持續的嗎？而中國環境與生態危機的巨大現實背景告訴我們，城市設計應該重歸“生存的藝術”，一種土地設計與保護的藝術。

　　3 城市性的再定義：作為生存藝術的城市設計

　　如果我們想要生存下去，作為城市設計者的我們必須采取行動，以下分別從價值觀、城市設計的定義與實踐、設計方法論等角度提出三個策略：
　　3.1 價值觀的改變：重新定義城市性，重視鄉土性，回歸土地與人的真實關系。
　　3.2 城市設計的重新定義與實踐：回歸城市設計作為生存的藝術。
　　3.3 設計方法論：反規劃，圍繞生態基礎設施進行城市設計。多尺度的生態基礎設施可以保護景觀中的生態的多樣性以及文化和精神的聯系。它還可以提供多方面的生態系統服務，保護地區和城市的可持續性，例如維護雨洪過程，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物種遷移，保護文化遺產，建立休憩系統。生態基礎設施將成為多種進程的綜合的媒介，將“天地—人—神”統一。

　　4 案例研究：直面挑戰的當代城市與景觀設計

　　為了深化以上的理論觀點，下面的五個城市設計項目將詳述城市與景觀設計師如何面對新時代生存的挑戰：
　　（1） 基于生態基礎設施的城市空間發展：臺州案例，反規劃
　　（2） 漂浮的花園——浙江永寧公園：與洪水為友的景觀
　　（3） 珍視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中山岐江公園
　　（4） 豐產的景觀：沈陽建筑大學稻田校園
　　（5） 最少的人工投入構建城市綠色廊道：秦皇島湯河公園
　　這些策略的核心就是將城市性重新定義，以生存的名義重建城市，反映土地和人的真實關系。

　　注：此文為俞孔堅教授在“2007國際城市設計大會”上的主旨報告（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