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回廣場的人性與公民性

　　1 廣場的原意 ：喚起人性與公民性的場所

　　Paul Zucker（1959）認為，廣場是使社區成為社區的場所，而不僅僅是眾多單個人的聚集……是人們聚會的場所，使人通過相互接觸和交流而變得有教化和被賦予人性，廣場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免于車流危險的庇護所和安全島，是在繁忙的城市交通網絡中的、使人可以重獲安全和自由的一個場所。

　　人文景觀學者Jackson指出，廣場絕不應僅僅理解為一個環境和展示性的舞臺，廣場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的，它曾經是、仍然是當地社會秩序的顯示，是人與人、市民與當權者之間關系的反映。廣場使個體在社區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顯現，它使每一個人在社會中的政治、信仰和消費歸屬和認同得以彰顯，并使這種歸屬和認同得以強化。公共廣場不僅僅是一個供人休閑和喚起人們環境意識的場所，它也是喚起公民意識的場所。

　　廣場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景觀，是社區中的個體參與公共活動、參與社會并顯示其角色的場所。在西方，廣場的這種屬性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臘軍隊的例行立隊集會，士兵們圍成圈來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每個士兵輪流步入圈內，自由表達自己的建議，講完后再退回到隊伍中，然后另一個士兵再踏入圈內發言，這個“圈”就叫Agora,意即集合(Assembly)。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圈”被當做合格的公民的聚會，在此對共同關心的問題自由辯論、各抒己見。這種“圈”被認為是西方公共廣場（Public square）的詞義的源頭（Jackson，1984,P18）。但廣場的存在卻可以至少追溯到有人類居住史跡的那一刻。

　　早在原始母系氏族公社時代，人類在建筑屬于自己的私密空間或庇護所的同時，圍合了一個用于討論公共事務的場所。如在距今6 000年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中，在3 000多平方米的場地中分布著46座房屋，總體上呈不規則圓形，分為兩片，圍合著中間的“廣場”和大房子；更典型的例子是陜西臨潼姜寨遺址，在1.8萬平方米的居住范圍內，以中心廣場為中心，分布五個組團的房子，每個組團的中心都有各自的中心和一座大房子，四周由20多座房子圍繞著，而大小房子的門都開向中心廣場（劉致平，2000）。中間這個廣場代表了“公家”，是集　　體的體現，在這個場所里，人人是平等的，沒有人比其他人優越，也沒有人比別人低劣。在這里誕生了社會，一個由可以互換角色的、獨立的個體所構成的社會。可以說，允許進入這個公共的場所，就意味著有共同參與政治、討論公共事務的權利。這種社會性、民主性、平等性和可以互換角色的對稱性是公共廣場的原始含義（見Jackson引自Jean-Pierre Vernant, 1984,P19）。

　　如果說廣場使社區成為社區，使社會成為社會，那么，廣場實際上也使人成其為人。廣場本身是人作為群居　的社會性動物的本質屬性的反應，正如人需要私密的庇護空間一樣，人需要作為交流空間的廣場。

　　廣場的人性與公民性的特征在古羅馬共和國的廣場中、在中國古代和近代的村鎮廣場和廣大的廟會場所中以及在村口的大樹下和鎮中心的水井邊等公共場所，都得到延續和張揚。正是在這些公共的場所，當地的人民找到了認同和歸屬，認識了自己存在的價值，獲得在社區和社會中的地位。如果說認同和定位使場所具有意義才使生活在其中的人生活具有意義的話，這樣的能體現人性與公民性的廣場，是社區與城市不可或缺的。

　　2 廣場的失落

　　對廣場的討論近一兩年來成為城市設計討論的一個熱點，主要是對近年來的廣場作為城市化妝功能的討論和反思（俞孔堅，吉慶萍，2000；俞孔堅，李迪華，2003；郭恩章，2002；金經元，2002；王建國，高源，2002；段進，2002；牛慧恩，2002）。在作者看來，目前廣場建設熱潮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廣場的人性與公民性的失落，因此，現代中國廣場設計的首要任務是重歸人性，重歸廣場的公民性，也就是要召回廣場的原本含義。

　　當然，廣場的人性與公民性的喪失并非從今天才開始，也絕不是從中國開始。從15世紀中葉開始，羅馬教皇尼古拉五世(Nikolaus V.1447—1455)就開始了將一個平民的城市改造成神圣的城市的計劃，這一改造計劃一直延續到16世紀末,歷經100多年（貝納沃羅，2000）。在這一廣場的神圣化和紀念化過程中，藝術家成為教皇們實現宏偉目標的工具，一向被教科書頂禮膜拜的藝術家們如米開朗基羅、拉斐爾被邀請設計廣場和廣場上的建筑，藝術的完美和宏偉壯麗成為第一、甚至唯一標準，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圣彼得廣場。超人尺度的巨型圍廊、為展示圣彼得教堂的極度宏偉而設的寬廣的空間和軸線，使每一個來到廣場上的人都被壓迫和縮小到最卑微，廣場上的噴泉和雕塑僅作為紀念碑和觀賞的對象，沒有樹蔭、沒有座椅。在這里，人性和公民性被徹底扼殺。

　　17世紀下半葉,巴洛克這一有效的謀殺人性和公民性的手段同樣被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用于凡爾塞宮及巴黎城市的設計，后來又在1791年經法國建筑師L’Enfant傳到了美國，并繼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美國的“城市美化運動”中出盡了風頭（俞孔堅，吉慶萍，2000；俞孔堅，李迪華，2003）。Jackson（1984）因此感嘆由于藝術主導的設計的流行,美國廣場中曾經存在于鄉土民間小鎮公共場地上及鄉村教堂廣場上的公民性和人性的喪失。好在美國一向以對人性和公民性的尊重作為城市建設的價值取向，因而“城市化妝運動”在美國本土并沒有持續多久，很快被廣大專業人士和民眾所唾棄。然而，幾乎就在同時，違背人性與公民性的城市廣場和公共空間設計卻在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大行其道，在20世紀30年代又被歐洲新一代的獨裁者所借用。

　　很顯然，人性與公民性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和政體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的反映，反之亦然。作為一個走向世界、開放民主的中國新社會，理所當然應將人性與公民性還給城市公共場所。

　　3 重歸廣場的人性與公民性 ：都江堰廣場案例

　　都江堰廣場位于四川省成都，都江堰市（原灌縣）。城市因有2 000多年歷史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而得名。該堰是我國現存的最古老而且依舊在灌溉田疇的世界級文化遺產。廣場所在地位于城市中心，柏條河、走馬河、江安河三條灌渠穿流城區，同時，城市主干道橫穿東西，場地被分為四塊。廣場占地11萬平方米，原為大量危舊平房，1998年市政府在舊城改造時，拆出廣場用地，旨在亮出灌渠和魚嘴。
作為一個實踐案例，都江堰廣場在喚起廣場的人性與公民性方面，著重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3.1 多元化的空間

　　無論是歐洲巴洛克的廣場和城市設計，還是中國封建都城（如紫禁城）及神壇（如天壇），都是通過強烈的軸線和占絕對統治的一個中心（如雕塑，噴泉）來形成一元化的空間，以表達一種絕對權力的存在。這與沒有設計師設計的鄉土廣場或日常生活的社區廣場形成鮮明的對照。還廣場以人性與公民性就必須首先打破一元化空間形式。

　　廣場利用場地被河流和城市主干道切割后形成的四個區塊，設計成四個功能相對有別但又互為融合交叉的區域，動靜結合，大小空間相套，既有聯系又有區分：一區以觀演廣場為主，設有舞臺，常為熱鬧演藝場所和小群人晨練場所；同時又有濱河休閑帶供使用者休憩、散步或欣賞河流波濤，并有林下休閑區，供居民區的使用者小聚聊天，遛鳥晨練；二區以水景和平地廣場為主，早晨和傍晚常為大量人的群眾性體育活動和舞蹈最愛處，平時則是兒童戲水的樂園。這里有霧泉、高塔落水、坡面流水、卵石水池。在南部和西南部設安靜的林下休閑廣場和下沉式水池空間，一條庇蔭長廊將其與熱鬧的北部分開，大量的樹蔭、座凳、安靜的空間，最受鄰里居民的青睞。三區以一個可參與的旱地噴泉為主，吸引大量兒童和大人觀賞和游玩。南、西兩側為樟木林，為游客提供大量的林下休息空間，西側濱河帶則同樣提供石條座凳，近觀河水。四區為桂花林下的袖珍空間（5m×5m），最宜三五成群的麻將客和耍牌者，而這正是當地民眾的喜好。這種空間設計源于原場地中土坑的尺度，而當時現場考查發現，這些土坑，加上曾用于栓纜繩的水泥墩，是牌友們最喜愛的場所；在二區和四區之間，則是一個下沉廣場，與隧道相結合，溝通兩區，疊瀑環繞，形成另一種體驗空間。

　　都江堰廣場也有一個作為中心的主雕塑，高30米，起到挈領被河水和城市干道分割的四個板塊的作用，與雕塑成一直線的是一道導水鏤墻，構成一條軸線。但這一中心和軸線更多的是起到空間組織聯系和視覺參照的作用，并沒有損害廣場空間的多元化，形象地說，主題雕塑和鏤墻在這里是個“協調者”而非“統治者。”

　　3.2 參與交流和聚會的場所

　　廣場的設計從總體到局部都考慮到人的使用需要，作為人與人交流和聚會公共場所的需要。

　　首先是觀演式交流：在觀演舞臺的設計中，演出者、觀眾、伴奏和后臺排練，都通過景觀設計的空間處理手法，形成既有聯系，又有分隔的空間。舞臺上是“金色帷幕”雕塑，它既是舞臺布景，又是獨立的雕塑，同時是演出時伴奏隊的遮護。舞臺背后有竹叢圍合，其后是后臺的排練場，一個綠色豁口將前后臺聯系在一起。與舞臺遙相呼應的臺階和高低疊石構成了觀眾席。一些疊石一直延續到下沉廣場之中，人的活動融入到場所之中。其次是集體自由交流：水景和廣場區為不同時段和不同人群提供了更為靈活多樣的交流與聚會機會。鏤墻、水景、楠木林和草地，定義了多種富有情趣的空間。人們的活動從清晨到傍晚。再次是小群體交流：樟樹林下空間及桂花林“盒子”空間最適于三五成群的牌友和聊天休閑者的駐留。

　　3.3 人性化的設計

　　都江堰廣場從多個方面實現人性化的設計，包括提供蔭涼:在四個區內都設計了樹陣，在瞬時人流量較大的區域用分枝點較高的楠木和樟樹，而在小群體交流為特征的區域則種以分枝點較低的桂花林；在廣場上合適的地方，包括廣場和草地邊沿、水際、林下設置大量的條石座凳，讓以休閑著稱的當地人有足夠的休憩機會。同時，臺階和種植池也是最好的座凳。提供“望”與“庇護”的機會：理論和實驗觀測都表明，人在公共場所中普遍存在“窺視”的偏好（俞孔堅，1998）。看和被看是廣場上最生動的游戲，在林蔭中和隱蔽處，在廣場和草地邊緣，是最佳的“窺視”場所，因而是設置桌椅、供休憩的合適場所。而在明處或廣場中央則設計活躍的景觀元素，如噴泉和水體，吸引人的參與，使其無意間成為被看的對象和“演員”。避免光滑的地面：所有鋪裝地面都用火燒板或鑿毛石材。普適性設計：廣場的設計考慮各種人的使用方便，年輕人、兒童、老人、殘疾人。

　　3.4 可親可玩的水景設計

　　玩水是人性中最根深蒂固的一種。水景的豐富多樣性和可戲性是本廣場設計的一個主要特色。分割廣場的三條灌渠，水流湍急，波濤洶涌，只可觀不可親不可玩，當地人和設計者都感可惜。所以，設計之初的一個重要設想是提河渠之水入廣場，使人觸手可及。為此，一次性從河中提水，從30米的“竹籠”雕塑跌落，經過有微小“魚嘴”構成的坡面，旋轉流下，水流經過時編織出一張網紋水膜，滾落淺水池中。池中大小卵石半露出水，如岷江河床上的淺水灘。從水池溢出的水又進入蜿蜒于廣場上的溪流，一直流到廣場的最南端，潛入井院之中。坡面上、淺池中、溪流上和井院內，都有少年兒童盡情嬉戲其中。

　　3.5 歸屬感與認同

　　廣場是為當地人和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而提供的。因而廣場的形式及空間語言都應該從當地的歷史與地域文化中以及當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中獲得，只有這樣才能使廣場具有歸屬感與認同感。都江堰廣場案例從地域的景觀和歷史文化過程、場所的現狀問題和當地人的生活及休閑方式等方面入手，理解并解決問題。

　　因水設堰，因堰興城，水文化是都江堰市特色的來源與根本特征，因此，都江堰的地域景觀和歷史文化主要表現為水文化之精神。

　　在地域景觀方面，都江堰市枕居都江古堰，坐落在群峰腳下，鑲嵌于蒲陽、走馬、江安、柏條四河之間。西北古堰雄姿，群山環峙；東南平疇萬里，天府良田無垠。其水由西北向東南而行，暢游百川，澤萬頃良田，奔騰呼嘯，氣勢磅礴。放射狀的水網奠定了天府之國扇形自然和文化景觀格局的基礎。都江堰是天府扇面的起點，而廣場則為都江堰市的扇面核心或稱“水口”。它澤被天府萬里沃野，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之所依賴，這里是天府之國水文化之發源地，是謂“天府之源”。

　　在歷史文化方面，因水設堰，因堰興城，體現為“飲水思源”，即以治水、用水為核心的歷史文脈及含義。

　　對治水而言，都江堰水文化的始祖首推大禹。大禹治水，以岷江為首功。《尚書·禹貢》明確記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都江堰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分水魚嘴可視為一系列的“東別為沱”。大禹治水順應自然，乘勢利導，禹之功“披九州，通九澤，決九江，定九州”，雖大多分布于黃河流域，但也是李冰治水思想的體現，也是都江堰得以產生的遠古歷史背景。都江堰的歷史可追溯至神話中的“鱉靈治水”。《蜀王本紀》載：望帝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絕玉山，民得安處。”而都江堰真正為多數人公認的始創者是秦昭王時的蜀郡守—李冰。他“乘勢利導，因時制宜”，“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李冰當之無愧是世界上最偉大、最杰出的水利科學家，但都江堰卻是一個千秋功業，它凝聚了數千年蜀人的辛勞。繼李冰之后，各朝代的人都對都江堰進行了修復與改造，技術上不斷得以更新。

　　用水方面包括“種植文化”、“植根古蜀的建筑技術”、“石文化”及水的衍生文化。在種植方面，漢化后的種植文化將種植與養殖統一，稻魚結合，自成體系。植根古蜀的建筑技術源于都江堰建設中的基本特征—“深掏灘，低作堰”，“遇彎裁角，逢正抽心”等，主要工程都順水勢而行，乘勢利導，因時制宜。從而產生了都江堰工程中的若干重要技術，如籠石技術（竹籠卵石及后來的羊圈—木樁石籠工程）、魚嘴技術、火燒崖技術、石鑿崖技術、都江堰渠首和有關河渠上的若干索橋的建筑技術，都具濃重的地方水利風格和民族文化特征。對“石文化”而言，古代蜀人有崇拜大石、崖石的原始宗教意識。“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約：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及“作石犀五枚”，“以厭（壓）水精”，皆適應了蜀人的大石崇拜意識。都江堰因水而衍生的文化很多，如神話、祭祀文化、景觀及歷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詩詞歌賦等，這里只提一下都江堰的開水節，它源于遠古對水神的祭祀，后改祭李冰。每年“都江堰水沃千川，人到開時擁岸邊；喜看榪槎頻拆處，歡聲雷動說耕田”。古老的慶典民俗相沿千年以上，現已成為都江堰市極具特色的傳統節日。它增進了人們對水文化的認識，并永記李冰之功。

　　而場所的現狀則差強人意，城市主干道橫穿廣場，將廣場一分為二，人車混雜。用于分水的三個魚嘴本應是最精彩的景觀，卻沒有充分顯現，反而被臟亂所埋沒。渠道水深流急，難以親近，其中一段已被覆蓋，并且廣場被水渠分割得四分五裂，沒有形成整體空間。局部人滿為患，而大部分地帶卻無人光顧。多處水利設施造型簡陋，破敗不堪。大部分地區為水泥鋪地，缺乏景觀特色與生機。

　　時代的發展使得許多城市生活節奏愈來愈快，而這里卻處處有別處少見的悠閑景象。成都有“最悠閑城市”之美譽，而其中尤以都江堰為最。這里的人們喜歡夜啤酒、飲茶、打牌、聊天、遛鳥、練功，喜歡悠哉自在的日子，頗有“長夏無事，夕陽西下，明月東升。搬個小板凳，沏上壺不濃不淡的茶，聚幾個不衫不履的人，說幾句無拘無束的話”的味道，只不過此時此地的人們不分春夏秋冬，不辨白天黑夜。市民休閑行為特點應該成為景觀空間設計的重要依據。

　　4 結語

　　總之，城市景觀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反映（Cosgrove, 1998），人們的價值觀，政治權力和國家形態，人和人的關系都直白地陳述在城市景觀中，特別是城市廣場這樣的公共場所中。中國人的天壇和瑪雅人的軸線是震撼人心的，但那是為神設計的；巴洛克城市廣場和軸線是輝煌的,但那是屬于帝王和君主們的,是一元政治和社會形態的體現。走過五千年大一統社會的中國，終于迎來了平民化的時代，但一元化的意識將仍然頑固地存在很長一段時間。如果說人可以創造環境，而環境造就人和人的意識的話，那么城市設計師的重要社會責任就應該通過城市公共場所的設計，促進社會向多元化和民主時代的發展，首先應該還城市廣場以人性與公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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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平面圖

模型

建成鳥瞰

在網紋水面上嬉水的兒童

木樁石籠，藝術設計的靈感來源之一

在網紋水面上嬉水的兒童

可親可玩的水景設計

可親可玩的水景設計

可親可玩的水景設計

地方生活文脈的延續

主題空間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