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昌智：古城保護徘徊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日前，山東省聊城市、安徽省六安市壽縣等8個歷史文化名城，因保護工作不力，致使名城歷史文化遺存遭到嚴重破壞而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點名通報批評。這是我國自1982年實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制度以來，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對保護不力的城市“亮黃牌”，如果被通報城市在今年8月前無法拿出令人信服的整改措施，那么等待它們的將是“摘帽子”。
　　對此，有人拍手稱快，亦有人深感憂慮。叫好者認為我國對于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終于開始下狠手；憂慮者則擔心加快的城鎮化步伐正將歷史文化名城推往破壞的深淵。那么，名城保護在我國的現狀究竟如何？保護的體制機制是否有待完善？名城保護是否像有些專家說的那樣重形式而輕內涵？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歷史文化名城委員會副主任曹昌智。 
 
　　讓古城面目全非的“保護性開發” 
 
　　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已經走過了30年的道路，雖然成績顯著，搶救、保護了一大批歷史文化遺產，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時至今日，很多歷史文化名城都喪失了其原本的城市形態，除了平遙古城和麗江古鎮，已很難找出具有完整形態的古城。如今的歷史文化名城，更像是對城市歷史地位的認定。如果把這些城市單獨拿出來觀察，已經難以找到傳統的城市形態。這是十分沉重的教訓。 
 
　　記者調查發現，這次被通報批評的8個縣市中，不少都打著“保護性開發”的大旗，對古城風貌保護區進行了大拆大建。有專家指出，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之初，很多城市風貌還算完整，不是因為人們想保護，而是因為當初沒錢，拆不動。如今快速的經濟發展，讓各地政府多少都攢了一些家底，對于古城的拆遷改造便進行得轟轟烈烈，有的名城甚至已無法找出兩個歷史文化街區。 
 
　　在曹昌智看來，對古城的保護，必須要傳承其歷史文化遺產，同時推進社會發展，二者不應對立。“因為很多城市決策者對待歷史文化遺產通常缺乏尊重的態度。‘保護性開發’更多地是為開發而找借口。對待遺留至今的歷史文化名城，我們應該強調的是保護與發展，古城要有序發展，要可持續地發展。任何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和發展是其永恒的主題。城市在發展中，總會不斷地進行更新，也在不斷地傳承和積淀。這是辨證發展的過程。”
 
　　重開發輕保護的思維在我國可謂由來已久。建國之初，國家領導人在講話中指出，工作重心要從農村轉向城市……要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這種思想演變至今，成為了如果不搞大拆大建，就體現不了社會主義優越性，就反映不出改革開放的成果，就體現不出領導政績的思維怪相。這次被通報批評的8個市縣，其背后都有主要領導者的決策影子。
 
　　過度現代化的商業開發已經讓不少古城喪失了原本的城市生態。很多古城在開發的過程中，只看到經濟收益而忽視文化內涵，去年開封市委書記提出花1000億元拆遷，重建北宋汴梁城，大同市委書記提出要搞全國最大的古城，西安說要恢復盛唐，漢中說要恢復大漢，寧夏說要恢復西夏……基本上該拆不該拆的都拆完了，于是只好弄一些假古董的鋼筋混凝土“古建”。“主觀愿望上講，他們希望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和經濟發展的環境，希望通過改造后建設仿古街來發展旅游經濟，但他們的認識是有偏差的，再加上功利主義的驅動，很快就可以讓一座古城面目全非。”曹昌智對記者說。
 
　　“名”在其內而不在形
 
　　在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中，人們通常會走進一個誤區：重形輕意。人們通常會將建筑的形態維護看作重中之重，而在尋覓保護與開發的接合點時，通常也希望通過名城、名鎮、名村的形貌來吸引旅游，發展經濟。殊不知，“名”所源自的并非樣式，而是樣式背后體現的文化內涵。“每一個歷史文化名城，其文化內涵都應該十分豐富。包括城市的自然風貌、業態格局、人文環境等，這些反映著其內在文化的傳統理念和我國古代的哲學觀，構成著城市的文化。”曹昌智對記者說，“在平遙古城中，按照中軸線可進行左文右武的建筑屬性劃分，而這些都是古城中才會有的規矩，在建國后建造的行政城鎮中是看不到的。” 
 
　　據記者了解，我國種類繁多的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都體現著其各自的文化意象，貫穿著中華民族傳統的哲學理念，儒、釋、道的文化在這里都可覓其蹤跡。平原地區方方正正的古城，源自古代的井田格局，如果隨意在中間開一條路，或者建一座大廣場，都是對城市文脈的破壞。而體現少數民族文化的古城，則很多是依自然地勢而建，靠山靠水各有特色，與環境生態的結合更為緊密。“古代的等級制度森嚴，對于民居的高度、規模和內在裝飾都有限制。而居住形態上，宋朝之前則是里坊制，商販不可進入里坊。宋朝后才出現類似今天商業街的街坊，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經濟文化層面的東西反映到建筑形式的層面，便構成了一座座古城。所以，保護古城的目的是為了傳承其文脈，讓古代創造的文明能夠傳承下去，這才是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的根本所在。”曹昌智對記者說。
 
　　曹昌智還向記者講述了他和麗江某官員的一段對話：“他們主張，麗江是傳統的商業重鎮，所以重視經濟開發沒有錯。但我認為，歷史上的麗江是一個貨物流通的集散地，為周圍居民提供生產生活資料，而現在重點發展旅游經濟，二者業態完全不同。如今把納西族的老百姓都搬到城外去，如何能讓城市體現出傳統的文化呢？如何能讓來旅游的人感受到傳統的起居形態呢？城里吃的住的和別處沒有兩樣，怎么能是傳承歷史文化名城呢？一座本應具有濃郁異族生活色彩的城市，如今只剩下房屋和街道沒有變，空留一具軀殼，沒了內容。”
 
　　古城維護的“無知”與“有識”
 
　　在古城改造中，最易為人詬病的，便是“建新如舊”，同樣是翻建、新建古代建筑，為什么平遙的建筑就讓專家和學者看得那么順眼，而其他很多古城則被批為“東施效顰”？記者發現，對古城古建背后的文化認識是否透徹，決定了古城修繕究竟是無知，還是有識。
 
　　曹昌智以西湖邊雷峰塔為例，向記者解釋了這種對古建文化的認識。“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雷峰塔和南山的凈慈寺應該是一體的。”曹昌智說，“中國的佛教源自印度，最初的寺廟建筑僅有塔，后來才引入了中國最尊貴的建筑——殿。一開始殿是作為寺廟的輔助建筑，建造在塔的后方，后來隨著時代的演變，塔從殿的前方轉到殿的東面，意指東為上，西為下；明代后期，塔轉為殿的后方，明代晚期和清代的很多寺廟，則沒有塔。從塔和殿的設置關系，可以判斷一座寺廟的修建年代。”“而凈慈寺就是塔在殿前的典型，但現代人不了解，一條環山公路把塔殿分離，讓雷峰塔成為了西湖旁一個獨立景觀，破壞了傳統寺廟文化的格局。如今再討論是否要重建雷峰塔，也應從塔殿所代表的佛教文化進行思考，看是否需要恢復。”曹昌智說。
 
　　這種古城、古建維護中文化參研的缺位，不僅體現在古代建筑上，甚至近現代的革命文化遺址也難以幸免。“在上海新天地旁的‘中共一大’會址，歷史上處于法租界中很隱蔽的地段，如今周圍都是新建建筑，門前便是一個水面公園。周圍建筑歷史風貌在今天已蕩然無存。現在的年輕人再去看，什么感覺？找個這么明目張膽的地方開‘中共一大’？”曹昌智的話語中流露出頗多的無奈。
 
　　制度與力度均有不足
 
　　“對于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我們的監管體系尚不到位，問責制度不夠健全，公眾參與、專家參與也沒有完全落實。有時候為了讓一個有問題的項目能夠順利論證通過，請來的專家不是專業不對口，就是‘很聽話’。”曹昌智直言。
 
　　曹昌智向記者表示：“監管不到位涉及很多問題。我國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理論問題上，存在巨大缺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對遺產的保護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協調缺乏系統的研究。雖然在法規、文件上都要求正確處理保護和發展的關系，但如何界定，沒人說得清楚。沒有理論的指導和法律的保障。”
 
　　進而言之，如今我國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監管，只要求建筑不能拆，而忽視為什么不能拆。如何利用、發掘建筑文化內涵的問題沒人研究，地方也就沒了保護的積極性。此外，對于已經破壞的，瀕臨破壞的歷史文化建筑，是否應該進行修繕恢復的問題，在法律、規章、規范、政策上都沒有明確的規定，進而導致各地在具體操作中隨心所欲。甚至基于現有法律法規進行的文物認定，在實踐中都遇到了不少問題。
 
　　據記者了解，去年年初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事件，便是現有規章對文物認定界定模糊的典型案例。依據現行規范，在對歷史文化建筑進行文物認定，主要從結構入手進行分析，看建筑的梁架是否完好，風貌是否改變等。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雖然院落格局和建筑體量沒有改變，但屋頂的瓦被換掉了，內部梁架結構也不是很好，以致最初沒被列入文物保護之列，其承載著重要的歷史信息卻被棄之不顧。
 
　　由此看來，將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納入文物法的范疇進行保護的做法，并不科學。“城、鎮、村則是一個社會。文物保護要求不改變原裝，但城鎮村怎么可能不改變原裝？靜態保護無法適用。所以，我國應就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街區的保護進行專門立法，僅僅有一部條例進行保護的力度是不夠的。”曹昌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