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師張永和：我對中國熱衷奇觀性建筑十分警惕

張永和

　　中國建筑師，建筑教育家，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師；美國注冊建筑師；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建筑系碩士；北京大學建筑學研究中心負責人、教授；2002年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丹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年9月就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建筑系主任。

　　張永和一張嘴，就是胡同味兒，悠悠的帶著兒化音，說什么都像跟你商量，漫不經心地抖個包袱。他把“設計”這個詞完完整整地念成“shè jì”，那個“計”字決不發輕聲，似是要強調兩個字皆有含義。讓他給自己的講座起名字，他說就叫“設一個計”。

　　一開始，人們說，這是“張開濟的兒子”，后來張永和做出了二分宅、席殊書屋，最終成了普利茲克獎評委團里的首位中國面孔，大家才改口說“張開濟是張永和的父親”。9月30日，《張永和：唯物主義》作品展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開幕，除了建筑之外，也有張永和在其他領域的設計作品。

　　挫折感強烈的那些年

　　1993年到1996年這三年之間，張永和都在中國美國兩邊跑，忙了3年，“什么事也沒干成”。那是張永和挫折感特別厲害的時候。

　　“我覺得不行，兩邊跑，教書我也不踏實，對不起學生，國內業務我也顧不好，所以我最終決定回到北京。”他剛從國外回來時，很少有人懂他的設計。剛回國的那幾年，方案做了很多，卻還是沒有建筑做出來。

　　結果，張永和的第一個建筑是自己的住宅。半年里他和夫人魯力佳做了四五個設計，只有一個蓋成了，而且是只畫了個草圖，就被人拿去蓋了，結果—“可想而知，一塌糊涂。”張永和的挫折感更強了。后來他發現中國不承認個人，只認公司，又回到美國后就注冊了一個公司，花了7.5美元。公司需要個名字，因為那時候他們老蓋不成房，魯力佳就開玩笑說取名叫“非建筑”吧，也就是無建筑的意思。張永和說，那誰來找我們蓋房子呢？再加個“常”字。這就是“非常建筑”的緣起。

　　“非常”兩個字，也不是沒有實際意義，張永和當時已經覺得中國建筑有問題：“當時我確實有點想法，我覺得中國的建筑過于強調造型，已經很怪異了，我腦子里想，如果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們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

　　張永和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后來冒出了各種有外號的著名建筑：“哪想到，現在的中國建筑比當時怪太多了?，F在可能倒過來，滿大街都是非常建筑，我們在做的才是一種正常的建筑。”

　　中國當下的建筑太過怪異，張永和面對的業主也經常對“亮點”二字有要求。業主們看到他的設計，總是問：“你的設計為什么沒有讓我們眼前一亮？”張永和面對這種問題直撓腦袋：“我也不知道。我特別有一個沖動，就是打開一個電燈讓他眼前亮一下，把這問題解決了。”

　　設計的目的與藝術不同

　　說到設計，張永和的第一個問題是：“設計的目的是什么？是跟藝術不同的。這一點常常被混淆。藝術家自己覺得都能做設計，設計師去羨慕藝術家，這就有點不對。每個設計都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反思，設計干什么？”

　　張永和的答案是：“設計是個有用的東西。第一個目的很簡單，使咱們的生活稍微改善一點，有些很具體的問題需要解決。這跟藝術不一樣。”掛毛巾的棍兒離墻近離手遠，讓人每天用得都覺得不對勁，這才是張永和眼里的“設計問題”。

　　有了這個哲學之后，張永和對當下中國的某些建筑看法就很清晰：“房子是要被使用的，我對中國對奇觀性、地標性建筑的熱衷十分警惕。不應是為了設計而設計。設計，是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設計。它不是錦上添花，不是商場里那些沒有太多意義的選擇。”

　　他更愿意把設計和生活、過日子相聯系：“過日子不是老要眼前亮一下，很多事情我們要做，體驗到生活的一份愉悅。”他覺得理想的城市圖景也跟生活有關：“早晨起來一下樓，隨便吃點油條豆漿，過馬路就上班了。享受在街上偶然購物的樂趣，有店打折就撈點便宜貨，不是開個大汽車到購物中心狂買一小時然后吃一禮拜冰凍食品。到了晚上12點，想下樓吃碗面就能吃到。”

　　張永和給用友軟件園I號研發中心設計辦公樓，先去研究程序員的工作方式，發現他們經常要加班。張永和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讓人多出來走動”：“但建筑師不能嚷嚷讓人出來，只能用設計讓他愿意出來。”他參考了北京四合院的原理，室內外空間的融合，為居民提供了一個接近大自然的環境，引導人出來。最終的設計方案是：只有三層，進深很淺，保證自然通風和日照條件；研發中心由三棟相互連通的建筑構成，兩個主要的院落坐落在這三個建筑之間，還零散有些不同高度的小院子和天臺。結果是，程序員們真的愿意多出來，散步、做操。這讓張永和很得意：“這個事情軟也軟，真的是有用的，有益人的健康。說明設計成功了。”

　　為“文革”設計“十年大事記館”

　　今年是張永和父親張開濟誕辰一百周年，他還專門寫了文章回憶父親對自己的教育，他的確是因為父親才學了建筑。1977年剛恢復高考，張永和選專業，想學油畫無奈畫得太差，數理化又不好學不了理工科。父親建議他也學建筑：不用畫得太好，也不要太多數理化知識。張永和就報考了父親的母校南京工學院（原中央大學工學院，現東南大學），結果真的中了。

　　盡管子承父業，但張永和和父親的理念卻不盡相同。甚至《東方之子》去拍攝張開濟的素材，張永和直接對著鏡頭說：“我和父親除了面貌像外，建筑理念都不相同。”當記者問及和父親的分歧時，張永和這樣概括：“中國的教育體制實際上是屬于古典建筑，而我在美國接受的是現代建筑的教育，是本質上的差別。”

　　和其他建筑師不同的是，張永和見過父輩建筑師的付出，也見過他們受過的災難。張開濟設計友誼賓館，屋頂是禿的沒弄完，因為當時有人批判他這么設計太浪費，這是張開濟第一次受批判。第二次受批判則是人們質問他，為什么不堅持，怎么留個禿屋頂？

　　“都是政治。”張永和說。提到父親那一代的建筑師們，梁思成、陳占祥、華攬洪，張永和覺得大家對他們了解得還是太少：“媒體都知道梁思成，不知道建設新北京的梁陳方案是他和陳占祥一起做的。”因為政治，父輩建筑師們職業生涯都不算長，還有各種奇怪的阻礙，但是張永和佩服老先生們還能有這么多貢獻。

　　張永和最近在做的項目也跟父輩們的歷史有關：“建川博物館十年大事記館1966-1976”，名字很復雜，幾經更改最終確定。

　　建川博物館群落在成都大邑縣的安仁古鎮，由商人樊建川創辦，在鎮上蓋了20多個和歷史有關的博物館。張永和的“非常建筑”受邀設計“文革”時期相關物品的紀念館。這個館一開始叫“文革海報館”，后來改叫“文革主題館”，最后變成了“十年大事記館”。“反正中國的事兒吧，就老變。”張永和說。

　　在安仁的20多個紀念館中，張永和接受的這座館工期最長、修改最多、造價最高。這座紀念館的外形酷似一座橋，寓意是“從痛苦的此岸通往幸福的彼岸”。屋頂上是個廣場，預備放一些“文革烈士”的塑像。建筑通體則是竹簡文身。張永和對這個建筑的想法是：“用粗野的戲劇性，創造一個環境，讓人們回到‘文革’時期。”

　　張永和問了身邊的年輕人，發現他們都不太了解過去：“上世紀80年代生的那些，都不太知道‘文革’怎么回事。我說這個博物館就是為你們蓋的，去看看當年的歷史吧。”

　　拍微電影的文藝中年

　　張永和“不務正業”的時候挺多。除了建筑和其他設計之外，他還寫劇本、出書、拍微電影，花樣百出。“十年大事記館”差不多完工之后，張永和拍了個微電影《影捉影》，自己策劃撰寫了腳本，其余的都找專業團隊制作。影片從安仁的紀念館開始，回顧了張永和的作品：“8月初開拍，投入很大。電影一開始是在安仁博物館大橋，只在橋上取景，然后用蒙太奇接到二分宅，然后由南京玻璃鋼宅接到上海龍華，再接到上海朱家角，最后回到安仁橋底。”張永和前幾年出書《作文本》，內行買來看他怎么搞設計，外行買來看他的文字和奇思妙想，順便看看建筑師到底怎么構思的。

　　張永和自稱興趣廣泛：“我年輕的時候是文藝青年，北京長大，愛看京劇，喜歡美術，偶然學了建筑，然后接觸了其他藝術，只要是視覺藝術，我都很難拒絕。我有幾個特別精通的事：服裝設計、電影（上世紀60年代法國）、小說，我對中國的東西其實不太懂，但是我喜歡就會做。”

　　張永和學生時代有個南非老師，給他推薦了一部愛爾蘭小說，福蘭·奧布萊恩的《第三個警察》，說“二戰”之后的都柏林，警察局有財務問題只好搬到了另一幢建筑的一米寬夾墻中；自行車是警察裝備的一部分，都柏林的路特別顛簸，警察騎車一路顛，自行車分子震動進了人屁股，人分子進了自行車，他們就變成了半人半自行車，被關進了警察局的地下室。身為建筑師的張永和就老琢磨，有沒有可能真的有這種結構的警察局。他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書中的描述畫了圖，做了建筑模型，模型后來就變成了成都雙年展的一個裝置。

　　張永和老想著這個奇怪的故事，書里沒寫給警察局夾墻的建筑到底是什么，張永和就想象那是一個中餐館，里面有個來自北京的藝術家在當廚子。如此，他最后寫了一個5000字的簡單劇本發表在《天南》雜志上。他對藝術的想法還在源源不斷地冒出來：“就是從生活到工作吧。職業不是我生活的方式，雖然我的生活有些不平衡，但是我不抱怨，因為很多都是我喜歡的事情。我今后也有制作電影、話劇的計劃。現在中國處于一個大文化轉折時期，有很多積極的不確定性。”

　　只有建筑師最能做“跨界設計”

　　時代周報：這次做回顧展的初衷是什么？展覽的名字為什么叫“唯物主義”？

　　張永和：我很早就想做這個展覽，但由于2005年到2010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建筑系當系主任，這段時間工作十分繁重，所以就擱置了。雖然當時對展覽內容還不確定，就如同我出書的想法一樣，早就有了，只是沒有機會實踐。UCCA的館長田霏宇對我十分了解，所以我們一拍即合。

　　展覽名字里“唯物”說的是材料，建筑從摸得著的材料入手。唯物主義、物質主義和材料主義英文都是Materialism。展覽標題其實是一個中英文的文字游戲。

　　時代周報：這次展覽還會涉及你最近在產品設計和服裝設計上的嘗試，具體的是哪些呢？為什么會想到除了建筑之外的設計嘗試？

　　張永和：雖然工作很忙，但是我還是向往生活里一些新鮮的事情，由于建筑的復雜性，使我們有基礎和各個領域合作，比如產品設計、服裝設計、電影等。

　　現在也有很多機會，服裝品牌上我們就和廣州的“例外”合作過。和意大利品牌Allissy合作,我們做的就是比較簡單的實驗，例如以枯萎的荷葉作模型，做個托盤。我做生活產品的機緣，是一家臺灣的給歐洲品牌做設計的公司，他們想確立自己品牌（品家家品ChineseING），就找到了我，當時是蔣友常來到我家門口等我，帶來了三個方案。最后做了葫蘆狀的鍋碗瓢盆。

　　我現在想，如果有機會設計自行車也不錯，我就有一輛英國老牌自行車，還騎摔過，國內很多自行車都受這個牌子的影響。

　　其實只有建筑師才能做“跨界設計”，因為只有設計建筑最復雜。

　　時代周報：有沒有經歷過自己的設計方案被否掉的情況？有沒有什么項目進展很慢？

　　張永和：我的一個“pruitt igoe”項目在美國失敗，但在香港取得很大成功，也許說明：不一定是房子的錯，社會的因素對一個社區的成功與否影響更大。

　　現在有很多項目都是七八年前開始的，比如朱家角等，由于種種原因，做不出來。南京玻璃鋼宅項目，我們找了南京工業大學一次次做實驗，花了很多精力和時間。我比較容易著急，特別在工作上，所以我一般跟業主交流寫短信，這樣不容易發火。

　　北京一些房子與人的關系很差

　　時代周報：中國的各個城市建設都突飛猛進，然而其中也有很多非常愚蠢的建設案例。你覺得目前城市建設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

　　張永和：我設計建筑注重生活環境。北京的一些房子與人的關系就很差，除了城市環境，還要考慮山地、是否有風景等。還有就是使用空間。這些都是歷代建筑師積累下來的基本要素。我們曾經做過一個400米的摩天樓，那是單體最高的一個，但是單體再大，意義和城不一樣，城是個生活環境，意義更大。關鍵是建筑師或規劃師是以一個什么角色來做這個工作的。做城市設計有一個很理性的出發點：你不能把你自己都不想住的一座城設計給別人，要考慮使用者。

　　就中國建筑來說，從質量來說已經提高很多。但就思維方式來說，有些中國建筑師的確有點狹隘。我不是指那批根本沒有想法沒有抱負的建筑師，而是指在中國建筑體制下（以留美為主）的建筑師恰恰限于一種形式主題的出發點。盡管我覺得很多建筑師做得也不錯，可我看不到太多持續發展的可能。不管它與外國建筑像不像，至少思維方式里缺乏獨立的思考。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這樣。

　　我們目前做的城市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縮小尺度，改進步行環境。如果有機會，我想在住、商、工作等功能混合上多努力?？傊?，可居性是目標。

　　時代周報：你在微博上也經常關注古建筑保護的問題，你覺得古建筑保護怎么做才能和城市的現代化相協調？

　　張永和：除了真的相對比較古典，到后來從明顯的古典主義變成從蘇聯傳進來的社會現實主義，一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其實已經完全沒有古典風格因素的建筑了。古典精神不僅僅指的是外形上的“傳統和懷舊”，而是建造上或者形式上的“古典”。一個建筑師如果對建筑本質的理解更深一層的話，就能體會到“古典的力量”在建筑里。

　　今天的建筑和過去的建筑相比，技術確實有發展。過去幾十年，在文物保護的態度上，基本上是一直采取做假古董的做法。為什么說做“假古董”呢，因為今天做的古建筑，做不出當年那個質量，常常有問題。你到前門，就會看出這個問題。

　　以前的文物保護，走的是一條有問題的路，那是不是有別的路？其實，就算你按老路走，恐怕也會有爭議。我們不該忘記我們現在修房子的技術和100年前的手工藝完全不同。我個人并不認為原封原樣保留是積極做法，那樣就會變成一個博物館，和城市生活肌理又不符合了。

　　時代周報：你認為建筑不是造型而是空間？

　　張永和：這里要提到兩個很重要的外國街道設計概念。一個叫“街墻”：街道有兩個界面一個空間，街道要足夠窄才能成為一個能呆的地方。中國設計就怕街墻，到處打破街墻。還有一個概念叫“共享街道”：是一個荷蘭概念，讓車子在街道里繞，不能開快，用一些景觀來限制街道的寬度，曼哈頓的車量比北京多很多，卻沒那么擁堵，因為曼哈頓用的是疏通的方法而不是像北京用的是堵截的方法。我們的野心不是成為獨一無二，而是改善大家的生活。

　　時代周報：這幾年，華人建筑設計師的表現越來越引人注意，你比較欣賞哪位同行？

　　張永和：中國現在有不少非常棒的建筑師，除了王澍的建筑外，如南京張雷在揚州的“三間院”也極值得學，他把磚房子蓋絕了。所以不一定用外國建筑作為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