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誰來規劃

　　新型城鎮化，難度不亞于當年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期啟動的體制改革。中央應該成立像國家體改委那樣的專職部門，協調改革過程中面臨的許多問題，破解制約發展的諸多瓶頸和難題。

　　新型城鎮化對我國是一件牽一發動全身的大事，由國家發改委主持的國家中長期新型城鎮化規劃，遲遲不能出臺。一會兒說快出來了，一會兒又說高層不滿意，還要改。盡管自從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鎮化”之后，各地都在研究，也有在編制本地新型城鎮化規劃。但對于長期習慣于聽命于中央統一領導的地方政府，在沒有明確指令和方向之前，更多地還是在等待。

　　研究我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實際運作情況，有許多現象十分奇怪，矛盾十分突出。第一，在中央政府層面誰說了算，國家發改委、住建部或國土資源部？我們做策劃時經常會看到，國家發改委和住建部規劃的區域發展空間不同，前者根據國務院批復的發展規劃，后者根據國家制定的《城鄉規劃法》;第二，在中央和地方層面誰說了算?住建部還是當地政府?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城市總體規劃需要住建部負責審批，由于城市數量太多，工作量太大，審批時間需要若干年，結果是批復之日又是修編之時;第三，在地方內部誰說了算?由于我國正處在高速城鎮化階段，在實際工作中許多規劃需要有所調整，審批工作無法適應發展的需要，“先斬后奏”的違規事件頻繁發生。

　　我國的新型城鎮化，人口這樣多，速度這樣快，情況這樣復雜，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新型城鎮化的規劃，要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既需要頂層設計，更需要基層創新。

　　我國擁有將近3000個縣和3.4萬個鄉鎮。由于地理條件、資源稟賦、發展階段、經濟水平不同，僅靠中央編制的規劃來指導，是絕對不可行的。解決這個問題，一要向下放權，像計劃經濟那樣層層審批不可取;二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三要鼓勵創新，絕不能千篇一律，搞“大而全、小而全”。

　　2011年，我們做陜西安康恒口鎮的發展規劃，這是陜西大移民的重點示范鎮。由于這里經濟基礎差，地質條件較差，山體穩定性脆弱，易引發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災害，需要把山區農民外遷到地勢平坦的地方安置。我們策劃時把培育自我“造血”機能作為重點，把移民與新城建設、移民與產業發展、移民與民生改善、移民與脫貧致富、移民與生態保護結合起來，來實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發展目標。

　　新型城鎮化的中長期規劃完全由國家發改委主導，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新型城鎮化非常復雜，涉及的問題包括農業、土地、戶籍、規劃、教育、產業、保障、制度等多個方面，幾乎關系到所有的政府部門;新型城鎮化過程還是一個移動靶，會遇到許許多多不可預測的問題，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修正和調整;新型城鎮化必須上下互動，要同地方政府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也是不行的。總的來說，這次的新型城鎮化，難度不亞于當年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期啟動的體制改革。中央應該成立像國家體改委那樣的專職部門，協調改革過程中面臨的許多問題，破解制約發展的諸多瓶頸和難題。

　　英國經濟學家羅納德·哈里·科斯最近出了一本書叫《變革中國》，其中一個觀點我非常認同。他講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實際上起初并沒有清晰的設計，但是在過程中由從下到上的邊緣革命和由上到下的認同相結合起來，最終走出了一條大道。這個經驗非常值得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