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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淮安作為研究點的原因分析
淮安地區是京杭運河的關鍵地段,史稱“南北襟喉,江淮要沖” 。黃、淮、沂、沭、潁、渦、濉、泗、汴、洪澤等河流、湖泊交匯于此,水文關系復雜。黃河奪淮后,水患頻仍[2],水害防治問題突出。運河穿行上述河湖間,或趨之,或避之,或資用之,或防備之。水資源利用、水文規律認識、災害防治三大問題交織與此,矛盾集中。
明代中期以后,以防河保運、束水攻沙、蓄清敵黃、治淤減災為核心,開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1855年黃河自銅瓦廂決口改道后,明清兩代相當多水利工程已被廢棄,但遺跡遺址仍舊可尋。
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五十多年間,淮安地區開展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收效顯著。淮安清江口地段,系黃淮運三河交匯之處,史家稱:“清口,咽喉也;高堰,心腹也。”我國歷史上水利思想、治水方略、水利工程、漕運設施、運河管理等要素,無不在此咽喉處發揮過巨大作用,產生過重要影響;同時,這里各時代、各類型的運河及其相關水工遺址眾多,承襲關系清楚,發展脈絡可辨,實可譽為中國水工歷史博物館,也可作為水運水利遺址重要片區,加以保護和利用。
二、對研究領域的劃分
淮安地區的水文史、水利史、水工史研究之重要性自不待言,而且研究成果很豐富。但是,將其納入自然和文化遺產領域進行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領域廓清、遺產構成、問題梳理、學科交叉、方法創新都很欠缺,因此,有必要從基礎做起,從局部做起,進而逐步提高和拓展。
1、窮其源
京杭運河可分為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這是以其與不同的自然水系關系、不同的濟運水源、不同的水工特點,而加以約略劃分的。如《清史稿 河渠志》載,“若白漕之借資白河,衛漕之導引衛水,閘漕、湖漕分受江南之湖水”。京杭運河系人工開鑿的大型水運工程,為運河供給并節宣水體便是第一要務,而水源問題則始終貫穿運河規劃、工程設計、水資源調節管理、河道設施改造更新等重要環節的全過程。不僅如此,運河相當航段的河道、工程設施,在歷史上亦均受濟運水源和水體變化的直接影響,而發生著巨大變化,利用自然河道充當運道者,更是如此。如靳輔言,“蓋自唐宋元明,漕東南以濟西北者,無不仰藉黃河以為灌輸,既欲去其害,又欲收其利,故治河愈難”。淮安地區正當黃淮之沖,明代李化龍開加河后,運河利用黃河行漕仍達一百八十里,當時,“重運溯黃而上,日不過數里,遲者或至兩月方能進口,而漂失沉溺往往不免”。清康熙中,“靳輔開中河,避黃流之險,糧艘經行黃河不過數里,即入中河”。深入了解運河水源及其變化,應當作為運河遺產的第一個問題,加以厘清。
2、循其蹤
京杭運河與自然水系關系密不可分,無論其水利水害,全在于茲。傅澤洪在其名著《行水金鑒》中有以下論述:“四瀆治,運河亦治,相因之勢也,夫治之亦甚難矣。黃水湍悍,為中州病;淮水停蓄,為高堰危;黃強淮弱,為清口梗;山左泉源涸、水柜竭,濟汶諸水俱不足以濟運,而運之淺阻,治之誠難。”就運河與河、淮、江、濟四大水系[9]而言,以上結論明快而確當,可以總攬運河水利史研究。就局部而言,卻不那么簡單,必須處理好小水系和大水系的關系,運河與自然水系的關系,此運河與彼運河(如鹽河、運料河)的關系,水體輸運泥沙能力與運河河道復雜響應的關系,運河水利工程之間的關系,凡此種種,對運河的研究才能不斷接近歷史真實。從我國治理運河的實際看,歷代水利工程大師為此付出極大努力,其意亦均在理順上述關系。
淮海平原自古河渠縱橫,尤其是京杭運河開通后,河流湖沼的自然變遷和人工河道交相作用,才形成今天的面貌。仍在使用的河道,或拓寬,或取直,有些增添水利設施,提高了行漕泄洪能力;廢棄河道,或掩埋于壤,或半裸于表,有的還在排灌行洪,發揮著某些功能性作用;新開的河道和干渠,通江達海,灌溉行運,日益發揮重要作用。這里歷史上與運河相關的河流,大致有故黃河、淮河、沭河、沂河、武河、加河、漣水、老鸛河、故沙河、新河、清河、泗水、洪澤湖等,還有洪澤湖通向清口,如張福口、爛泥淺、裴家場等七條引河。我們應當利用水文和水資源科學,弄清楚各歷史時期河道情況,弄清楚這些河流與運河的水利關系和災害關系,弄清楚相關水系中各個時代水利工程與運河行漕的關系。
3、索其隱
鉤沉索隱,是獲取歷史事實的必要手段,探究淮安地區運河的歷史其也不可或缺。水利史專家在京杭運河研究領域,已做了大量工作,水科院姚漢源教授的成果《京杭運河史》是扒梳整理研究文獻資料的巨著,其中鉤沉考訂,功不可沒,利用文獻研究京杭運河,無出其右者。廣泛搜求地方史志,專心校點研究者,要數淮安荀德麟同志,他主編的《淮安文獻叢刻》,收錄了《漕運通志》、《漕船志》、《淮安河下志》、《王家營志》、《缽池山志》等三十一種,很多已經絕版。其刊行現世,無疑為京杭運河研究,提供了更多極為珍貴的資料。但是,對于運河研究而言,僅限于文獻資料的鉤沉索隱是不夠的,更重要、更緊迫的尋索工作,還在于人所未識的遺址遺跡之中。1984—1986年開展的全國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黃淮海平原水域動態演變遙感應用研究”(中科院遙感所主持),首次利用遙感技術,對淮河及淮安地區河道的歷史變遷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反映了演變關系,總結了演變規律,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學方法。而2006年開展的《空間信息技術在大遺址保護中的應用——以大運河為例》科技支撐計劃(清華大學、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主持),為在遺跡遺址中搜尋大運河的人文歷史信息,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空間信息新技術定將為大運河保護研究提供新的路徑。
中國有關運河的資料時可謂汗牛充棟,還應當不斷發掘檢索出新的寶貴資料。比如收入《四庫全書》的《欽定南巡盛典》,學術界不太利用其材料,甚為可惜。書中卷三十五至卷五十四為河防部分,后四卷均為乾隆近一朝(止于乾隆五十年)欽命運河治理工程竣工形勢圖、相關局部重要地段形勢圖、相關河湖形勢圖及圖說等,共六十一幅,僅涉及淮安地區運河工程者就有二十三幅。特別是圖紙繪制精工,歷史信息豐富,水工位置明確,功能關系清楚,確為京杭運河研究的珍貴資料。
我認為,對淮安地區運河歷史地理信息的研究工作,還應當努力做到文獻和輿圖的一致性、文獻和歷史遺存的一致性、歷史地理信息和現代地理信息系統科學表述的一致性,唯其如此,大運河的研究才能真正做到腳踏“實地”,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落實到中國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當中。
4、辨其形
運河水工文物遺存的辨識,歷來是研究的薄弱環節。考古發掘遇到的水工遺址,本來就很少,加之對文獻中各類水利工程結構、做法不熟悉,對其辨識更加不易。比如,在山東省汶上縣南旺京杭運河分水樞紐工程的發掘中,發現排樁和平鋪的樹木枝條層,可是一直未能識別,既不知其功用,更不知其名稱,這對進一步研究的障礙很大。如果,熟知中國古代水工文獻,即可尋到其線索。查清人帳鵬翮《治河全書 運河內樁埽工程》,可定其名為埽工遺址,兩重證據法之實證一端有據矣。
據文獻載,淮安地區歷代運河水工極其豐富,從水工工程的名稱看,即有壩、堰、堤、閘、木龍、橋、涵、引河、纖道等;僅從堤堰功能命名看,即有長堤、縷堤、遙堤、子堤、格堤、撐堤、戧堤、刺水堤等;從工程技術的名稱看,即有石工、土工、版工、磚石工、草工、埽工等,不一而足。然而,確實從文物遺址中得到實證者,十不足一,更不用說進行深入研究了。而且,各水利工程所選地點和做法,均以解決當時存在的實際問題而定,因此,辨其形、識其所應當作為重要的基礎研究加以重視。
此還要特別提出,我非常贊成水利史研究專家張衛東同志的觀點,他說“無意之中,清口被塑造成為中國歷史上水利工程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廢黃河、古運河及其閘壩、洪澤湖大堤以及許多現代水利工程如中運河、里運河、二河、淮沭河、張福河在清口來了個大聚會,堪稱九龍聚首。這就給我們留下了一道大題目:盡力保全古代水利工程群原始面貌,保護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為當代文化建設、經濟建設以及進一步的歷史文化與科學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和條件。尤其是碼頭鎮地區,一磚一瓦、一墩一塘、一段舊河、一座廢閘、一塊鐵錠、半截石碑,乃至幾根腐朽的木樁,都應受到保護。”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辨其形,我們就能實現張衛東同志等一大批有識之士的夙愿。
5、通其變
傅澤洪稱:“運道有跡可尋,而通變則本乎時勢。”不僅如此,而且變化可以說是中國運河的常態:水系在變,河道在變,水情在變、水工施在變,治水理念在變,治水方略在變,管理機構在變,運行機制也在變。僅嘉慶九年(1805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二十二年間,在清口黃淮交匯處區區一隅,就新筑、遷建、更名束清壩、攔河土壩、臨清堰、二壩、草閘、蓋黃壩、束水壩等工程,到咸豐時,此處水工經完備。康熙三十八年(1773年)至四十年(1775年)兩年間,淮安府山陽縣運口汛一地,河工、堤工、閘、壩均發生變化。河工:新修七里閘河一道,長1573丈7尺;堤工:南岸3368丈,北岸2913丈5尺,七里閘西岸大山湖周圍一代2556丈6尺,武家墩后橫堤1132丈,臨湖釘樁埽;閘、壩等:南岸石墈,建一石閘,引三岔河水濟運。明清兩代,此類記載比比皆是。文物遺址體現了其變化的常態,而且其真實性、完整性也寓于變化之中。運河的變遷,是自然水系變遷的結果,是災害預防和應激反應的結果,是技術、材料更新的結果,其變化“本乎時勢”。認真研究此種中國運河文物遺址的特點,并予以認可、尊重和保存,無疑會對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方法作出新的貢獻。
6、察其今
當今的淮安地區運河水利,是歷史淮安的發展。不溫故,安知其新,不察今,安知其未來。正因如此,我們在重視淮安運河水利史的同時,有必要對淮安當今的運河水利工程作一番歸納,并進行比較研究。我國歷史上有四個時期治理淮海水運水利規模最大,創新成果明顯:一是明朝永樂年間的陳瑄時期,以開清江浦、建五閘為其代表;二是明朝萬歷年間的潘季馴、李化龍時期,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為理論指導,修高家堰蓄淮,用淮治黃,開加河避黃工程是其代表;三是清康熙年間的靳輔(含于成龍、張鵬翮)時期,以“疏海口導黃注海,辟清口障淮敵黃”,“避黃改運,以水刷沙”為方略,開中運河開洪澤湖尾引河、疏浚清口至云梯關河道、建百里夾水堤為主要工程成就,使運河又維持了相當時段;四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五十年間,是以根治淮河,綜合利用水資源,發揮運河綜合效益為指導方針,展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淮河治理。最著名的工程有:分流入湖、改造淮河支流、開通淮河入江水道、開鑿淮河入海水道和蘇北總干渠、開挖淮沭新河、整治黃河故道和洪澤湖尾閭引河、興建三河閘、高良澗閘、二河閘等,在保護中運河、里運河的同時,提高運河航道等級,目前京杭運河蘇北段475公里, 完全達到二級標準。這幾個時期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前三者是中國社會農業文明時期水利技術程度達到頂峰的時期,而后者則是伴隨中國社會工業文明成長的大規模水利建設時期,因此,集中體現我國水利成就的水工設施也有很大區別,當前研究總結幾個時期間繼承發展的脈絡,必定對淮安地區未來的水利建設提供有益的經驗。
今天如果我們泛舟淮安運河,既可見湖光山色、江村小景,又可領略現代化城市和大型水利工程雄渾氣勢;有的河段運輸繁忙,拖船隊隊,汽笛聲聲;有的河段青谷通幽,漁舟蕩波,恬靜閑逸;有的地段,雖已是蒼翠農田,其間突兀聳起的壩址堤工,又向人們提示著運河水利的巨變滄桑。這正是兩千多年,大運河發展至今所具有的景觀和精神風貌。
隨著南水北調東線工程的實施,大運河又將賦予新的功能,大運河的文明依然會在流淌中得到延伸和發展。這些二十世紀的偉大工程,也將會作為當代的文化遺產,傳之后世。
7、知其事
圍繞京杭運河發生的事很多,條分縷析最為重要,基本可作如下分類:漕議、漕工、漕政。元明清三代,參與漕議者甚眾,宏觀領域和微觀領域的問題均有所涉及,漕議既是治運思想的闡述和表達,也是重要事項的決策過程,如果將其納入我國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范疇去研究,也會填補空白的。漕工屬于技術領域,以歷史上的關鍵工程、重大工程的文獻和遺址遺跡為依托而展開研究,均可收獲重要成果,比如五壩工程、中運河工程、清口的運口工程,高家堰工程,對攻沙工程可還可進行綜合研究等等。漕工最重實效,簡單技術用于關鍵工程,在歷史上是經常出現的,主要衡量標準應當是,能否解決重大問題,對此應格外重視。漕政是對運河的管理,涉及各個歷史時期制度、機制、水資源保護和分配、治河防河的人力資源調配、延伸行業和產業的管理與發展等問題,需要認真加以研究。上述三類,還可細分為小的研究領域和方向,在此不予贅述。總之,這幾類事項,均系人之所為,人離不開特定的歷史環境,每個人、每件事都有歷史的局限性,在分析研究中不可苛求,這是重要的思想方法。
淮安地區是京杭運河最重要的關鍵地段,《清史稿 河渠志》稱,“黃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運亦病”,從而明確表述了黃、淮、運三者的關系。據此,明清兩代治漕方略確定為“治河、導淮、濟運”,從政策上明確將正確處理三河關系作為保證漕運的大政方針。于是乎,全國的水利專家和官員“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長期以來,這里工程之浩繁、費帑之巨大,災害依然之頻仍,未有甚于此者。就連康熙、乾隆皇帝也多次到此視察,反復聽取意見,撰寫治理黃淮運的長篇批示(有的實可稱之為水利科學論文),欽定治理河淮運的工程項目。在這里,大事發生的多,名人參與的多,歷代著名水利大師規劃、設計、營建的工程比比皆是,也可以說,淮安與運河歷史相關的人和事,均屬國家層面,因此,應當納入此框架予以研究。
8、究其因
中國運河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個獨特的歷史現象,它產生于一個對水有著極大需求的國度,它產生于一個對水有著獨到理解的國度,它產生于一個有能力處理水資源復雜問題的國度,它是中國人對人類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它的歷史影響至今還在發生著作用。中國運河之生于中國的必然性和特殊性,是研究其歷史動因的首要問題。人和自然的關系是研究其歷史動因的鑰匙。在研究中,必須是聯系的觀點,而不是孤立的觀點;必須是變化的觀點,而不是靜止的觀點。就淮安的特殊地位而言,研究運河利病的歷史動因更離不開此。
三、研究方法與課題思考
京杭運河的研究是綜合性研究,涉及比較多的學科。其研究方法的確定,首先應當從運河需要解決的問題出發。由此,根據研究對象確定相關學科(包含其二級學科,甚至在某些關鍵問題上,更加重視二級學科的作用),特別重要的是不可遺漏必要學科。由此,引入各學科的研究方法,特別重要的是不可忽視傳統方法。由此,根據運河研究的需要,創新研究方法;還要注意各學科研究方法上的聯系和區別,集成創新研究方法。從而,形成中國運河獨特的研究體系和方法。即使是局部關鍵地點,也需要綜合研究,也需要方法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