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明康：中國為世界文化遺產做了什么

　　今年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誕生40周年。我國自1985年加入《公約》，世界遺產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已擁有41處世界遺產，位居世界第三。作為世界遺產大國，中國為世界遺產事業作出了哪些有益的貢獻？就此問題，記者采訪了國家文物局副局長、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理事長童明康。

　　記者：請您談談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有怎樣的特點？

　　童明康：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有四大特點：

　　其一是種類豐富。不僅包括《世界遺產公約》中規定的所有類型：文物類，如長城、莫高窟；建筑群類，如明清故宮、武當山古建筑群；考古遺址類，如殷墟、秦始皇陵，還包括《操作指南》中規定的文化景觀，如杭州西湖、廬山，以及歷史城鎮，如麗江古城、平遙古城。其二是分布地域廣泛。平原、山區、沙漠、海島、高原都有分布，最遠的兩處世界文化遺產地相距3400多公里，高差最大3060米。其三是時間跨度大。史前人類遺址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與開平碉樓時間跨度超過50萬年。其四是文化多元。不僅有漢文化為主導的遺產地，還有少數民族文化的代表，如布達拉宮是藏文化的代表，麗江古城是納西族文化的代表，而莫高窟則是絲綢之路上多元文化交融的實物例證。

　　記者：當前，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面臨著一系列壓力和挑戰，如經濟建設、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環境改變、旅游發展等，形勢十分嚴峻。

　　童明康：不錯。比如，全球氣候變暖以及極端天氣的頻繁出現對中國世界遺產造成很大影響。2008年5月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不僅奪去了很多寶貴的生命，也對世界遺產青城山都江堰的古建筑群造成了很大破壞。越來越頻繁的臺風裹挾暴雨，對福建、廣東等地的遺產本體安全構成巨大威脅。

　　大規模的城鎮化建設和新農村建設以及舊城改造是我們面臨的又一挑戰。一些不當的新農村建設破壞了歷史村落的格局、環境和風貌，割裂了人與自然長期互動形成的和諧關系。城鎮化迅速吞噬城市周邊的文化景觀，大量農村人口的涌入迫使歷史城鎮的街巷尺度、交通吞吐量、建筑密度及基礎設施因擴容而面目全非，國際社會關注的歷史城市景觀保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此同時，歷史村落人去屋空，歷史建筑因缺乏維護而損毀。錯誤觀念指導下的舊城改造常常造成歷史街區被打造為“假古董”的仿古一條街或成為煥然一新的街區，失去其遺產價值。

　　世界遺產地面臨著巨大的旅游壓力。絕大多數遺產地一旦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游客量就會激增。世界遺產委員會在審議締約國世界遺產申報項目時，越來越關注遺產地是否就此做好了充分準備、實施了科學防范。中國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遺產地面臨的旅游壓力尤其突出。例如故宮，根據科學測算，日游客承載力是2萬人，可是在旅游旺季，日游客量實際可達12萬—13萬人，2012年預計將突破1500萬，平均日游客量為4萬多人。

　　記者：中國世界遺產面臨的這些壓力與挑戰，是帶有國際普遍性的。因而，中國的實踐從某種角度講是在為國際提供經驗。那么中國做了哪些切實有效的工作？

　　童明康：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遺產保護與發展的巨大挑戰，有時表現得更為尖銳。

　　從擁有第一批世界遺產至今，25年來，中國政府始終重視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健全法律體系、完善管理機構、建立監管體系、實施保護工程、重視研究宣傳和注重國際交流。

　　記者：請您舉一兩個例子，具體介紹一下。

　　童明康：比如，2006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基礎上出臺了《長城保護條例》。這是中國首次就單項文化遺產頒布的專項法規，解決了長城保護所面臨的若干法律問題，并為開展巨型、線性文化遺產的保護立法工作做出有益嘗試。

　　再如，中央財政設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并逐年加大投入力度，確保世界文化遺產本體及其環境的安全。國家文物局組織中國高水平科研機構進行文化遺產保護專項科研，重點推進全面排除遺產險情的重大保護工程，指導各地實施了拉薩布達拉宮、羅布林卡等歷史建筑群，北京世界文化遺產地、大足石刻千手觀音、山海關長城、嘉峪關長城、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敦煌莫高窟壁畫保護等一系列重點工程，并從中培育、發現最佳做法范例，以促進全國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同時，中國政府自2006年來組織實施了長城資源調查工作，對地跨16省、市、自治區，長達2萬多公里的各時代長城進行全面調查和認定，計劃于今年6月公布長城資源調查和認定成果。

　　記者：如您所說，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具有一些西方遺產所不具備的特性，也正因如此，我國遺產在保護理念和方法上往往有別于西方，也因此受到國際同行的一些質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9屆會議就曾質疑北京故宮、頤和園、天壇等3處世界文化遺產地的大規模保護維修工程的科學性。

　　童明康：確有此事。2005年，在德班召開的第29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要求世界遺產中心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聯合對北京世界文化遺產地開展反應性監測，評估三處遺產地維修工程對世界遺產突出普遍價值和真實性的影響。2006年，在維爾紐斯召開的第30屆會議上，世界遺產委員會要求中國在2007年或2008年召開國際研討會，研究亞洲地區建筑遺產保護修繕的方法。

　　2007年5月下旬，我們在北京召開了“東亞文物建筑保護理念與實踐國際研討會”，來自當今世界最核心的三大文化遺產國際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國際文物保存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的代表和近二十個國家的遺產學專家參加。與會者實地考察了上述三個世界遺產地的修繕工程，在進行了充分的交流、切磋甚至爭論后，會議最終形成的《北京文件》，為東方木結構文物建筑保護修繕確立了相關準則，就中國、東亞地區、東方乃至世界的文物建筑保護面臨的一些問題達成了基本共識。國際同行稱它“不僅對東亞地區有指導意義，而且在世界范圍內有參考價值”。

　　記者：也就是說，中國對木質古建的保護維修理念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中國智慧豐富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理論。

　　童明康：其實這樣的中國經驗還有不少。面對旅游發展的巨大壓力，為探討世界遺產地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應對措施，2009年，國家文物局、甘肅省人民政府與澳大利亞政府相關部門及有關國際組織，在敦煌莫高窟主辦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地旅游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遺產地旅游管理的敦煌經驗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會議成果納入第3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相關決議，對世界遺產地旅游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