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介民：中國的文明匱乏焦慮癥

　　幾年之間，北京已經成為不一樣的城市。2008年奧運留下來的超現代建筑成為廣告牌景點，四通八達的地鐵系統讓市民快速移動，華麗氣派的大樓四處聳立。這座古老都城，已經被改造為現代化的巨型都會。幾年前造訪過的民工村，由于城市不斷擴張而消失無蹤，只剩一片片被整平、等待開發商進駐的圈圍之地，而生活其中的外來人口則往更外圍的城郊移動，能見度也就更低了。建筑地景結構本身就體現著支配者的意識形態，以及這個意識形態的嬗變過程。尼克松夫人曾經被刻意安排造訪過的樣板公社四季青鄉，就是城鄉階級關系最好的教材：改革開放后，這個樣板村功能退化，成為民工聚居的場所，小販云集熱鬧非凡，但最近幾年隨著地產業的蓬勃，這個民工村如今已被鏟平而永遠消失了。

　　文明匱乏的焦慮 

　　在北京，人們可以輕易感受到上升階層躋身摩天大樓，翹首云端，顧盼自若的神采。在富強、新穎、時髦的表象下，“建設文明城市”的標語隨地可見。“文明”在這個古老國家仍然是個關鍵詞，一種由于匱乏的而急于建構的社會狀態。因為不夠“文明”，所以需要傾國之力去鍛造。真是令人困惑，“文明”在中國的話語系統中究竟指涉著什么—搭車排隊、井然有序、溫文儒雅的生活態度？把簡陋污濁的城市景觀排除在外人的眼光之外？一個個活潑有力敢于在公共領域現身爭取權利的公民團體？

　　“渴求文明”的焦慮狀態，精確地陪襯了中國作為上升中大國的現狀。一百多年來追求富國強兵的苦愿，仿佛到了一飛沖天的時刻，卻又躊躇不前。國家撒下大錢，打造了當代最壯觀的文化宣傳“波坦金奇觀”(Potemkin Spectacle)。賴以夸耀的奢華財力似乎源源不絕；但是，這樣仍然不夠，仍然空虛。

　　德國學者埃利亞斯 (Nobert Elias) 在《文明的進程》這部歷史社會學巨著中，所做的關于文明與文化的區分，非常契合今天中國的需求。根據埃利亞斯的說法，“文明”這個概念，在十八世紀德意志即將興起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初期，指的是生活舉止中的禮儀 (civilité)，是一種外在的行為模式。這種外在的行為模式承載著漫長的人類生活形態的演化過程，從中世紀末期，經過文藝復興，一路來到啟蒙時代。這漫長的過程，西方社會的文明生活，從宮廷行為模式的文雅化，慢慢滲透到貴族階級，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而到普羅大眾。當時，文明的中心是法國的巴黎，全歐洲王公貴族競相學習法文，模仿優雅的文明生活。巴黎于是成為“世界”的中心。但是，文明不同于“文化”(Kultur)，在埃利亞斯的定義中，文化指的是內在精神氣質的陶冶，是一種心性與品味的教養 (Buildung)。文化教養，需要長時間精神生活的鍛煉與熏陶，而不可能通過外在的談吐體態（例如餐桌禮儀、待人接物的客套等等）的學習而速成。

　　今天，中國新富階層一面過著豪奢生活，一面擔憂自己不夠優雅文明，于是，各式各樣生活美學補習班應運而生。權貴新富階層舍得砸錢敦請名師調教如何品味紅酒，如何講上幾句餐桌上的得體英語，這對照于歷史上歐洲貴族模仿巴黎宮廷生活，實在萬分神似。文明禮儀雖然可以通過模仿與練習而上口附身，但是埃利亞斯也提出警告，這個過程其實是一個微妙而經常令人難堪的規訓歷史。他告訴我們一個故事：

　　有一位理查德公爵到（意大利東北部）維羅納主教的宮廷做客。這位公爵風度翩翩行止得宜，但主教發現他有個缺陷，卻不明說。待公爵告退，主教派遣一個儀態優雅的手下送客。告別時，這位使者告訴理查德公爵，我們家主教想要送給公爵一份臨別贈禮：主教一生中從來沒遇過比公爵更加優雅的貴族，但他在公爵您身上發現一個小毛病，就是您用餐時嘴巴發出太大的聲響，噪音使餐桌上其他人不悅。這便是公爵給您的贈別，他請您千萬莫見怪。

　　這個故事把文明化的規訓講得鞭辟入里。客人吃飯劈里啪啦，主人看在眼里，卻不好當面提醒，以免尷尬。事后由其使者先把客人恭維一頓，再委婉提醒其注意餐桌禮儀，而對客人構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正因為不當面說破，保住了客人的面子，才使得這個勸誡的舉動特別有力量。客人于夜深人靜，獨自回憶自己的言行舉止時，“羞恥感”這個心理機制便在意識層面上更加清晰地發生作用。這故事的精髓處在于，點出當代歐洲文明生活的運作模式：“文明優勢者”總是先以間接甚至迂回的方式，對“文明匱乏者”提出溫婉的規訓，使羞恥感占據其思維空間，對自身失禮舉止產生極大的心理震撼。所謂的軟實力，沒有更貼切的例子了。

　　要建構自己的文化教養之路 

　　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理查德公爵的故事尤其值得吾人反復思量。

　　埃利亞斯對于歐洲文明的診斷尚不止于此。他認為，以法國模式為主流的近現代文明生活，其實只是歐洲文明演進的幾條可能路徑之一。文明可以藉由模仿而逐漸在社會空間上擴散。然而，文化教養才是更重要的人類發展之路，這包括心性氣質的陶冶，文學藝術的普及化和民主化，教育的現代化等等。對當時歐洲有識之士而言，巴黎固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其影響力輻射范圍涵蓋了全歐；但是，一個上升中的民族，諸如德意志，絕不可能以模仿巴黎為滿足。這個民族的精英思索的是，如何從法文世界中突圍而出，建構自己的文化教養之路。這理念說來輕松，實踐起來一點也不容易。德意志民族經過數百年的生聚奮進，最后卻在外部國際局勢險惡、對內迫害的躁進擴張路途上遭遇兩次大戰的蹂躪，而埃利亞斯所標榜的文化教養之路也遭遇了大挫敗。頓挫中，德國社會的集體心靈，徘徊于妒恨、悲憤、自卑、驕傲的矛盾情緒，難以平心面對自己的挫敗，而將矛頭指向外在的敵意、內部的敵人。

　　德國文豪歌德在1820年代與愛克曼的對話中，毫不保留地批判自己民族的急切、市儈俗氣。“自由”，是歌德一生的追尋，晚年的歌德如此說：

　　自由不在于不承認任何比我們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來比我們高的人物。因為尊敬他，我們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認他，我們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貴的質量，配得上和高貴人物平等。

　　當時，德意志與法蘭西處于強烈的競爭氣氛之中。德國剛從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爭的余緒中蘇醒過來。歌德自己反對大革命的“過激手段”，然而，他卻毫不避諱自己從法國得來的文化養分，并且極力駁斥仇外主義：

　　我寫詩向來不弄虛作假。…… 本來沒有仇恨，怎么能寫表達仇恨的詩歌呢？…… 我并不仇恨法國人，盡管在德國人擺脫了法國人統治時，我向上帝表示過衷心的感謝。對我而言，只有文明和野蠻之分才重要，法國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養的，我自己的文化教養大半要歸功于法國人，對這樣一個民族我怎么恨得起來呢？……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強烈。

　　德意志在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路途上，終究沒有逃離仇恨政治。她讓仇恨撕裂她自己，又以仇恨侵略吞并周邊的民族。

　　開放多元才能美麗 

　　“中國崛起”的話語在本世紀初興起。“中國模式”的宣揚在2009-2010年達到頂峰。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實，若以購買力平價指數（purchasing power parity）校正，中國早在2002年就已經超過日本了。然而，頭腦清醒的人都明白，中國人口基數大，打成平均，中國人民的生活還只是中低收入水平。晚近，愈來愈多的人認為中國模式并不可取，不能推廣。其原因在于，這個模式把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奇跡”簡化得太過美好；但其實它在倫理上不可取，因為在某一個角度講，它是依靠著剝削勞工（尤其是農民工）、污染生態環境等不良成分的。深入觀察，中國模式還有一個內在缺陷，就是它含有太強勢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色彩。

　　中國在三十幾年前，從鎖國式的自力更生策略中破繭而出，走上對外開放的道路，民間社會的生機已逐漸恢復。按理說，隨著市場經濟之“下層結構”的發展，一元化國家中心主義的“上層結構”應該會有松動的跡象。但是，現實是，今天卻不見早在1980年代即相當開放的氣氛，頗有時代倒錯之感。

　　我再度想起歌德對德意志的看法：

　　我倒不擔心德國的統一問題。我們良好的公路，以及未來的鐵路系統都會對此發生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在互相友愛中成為一體。…… 希望她成為一體，而讓（我的）一張魏瑪公民通行證，不會像是外國人的護照一樣，無法在帝國境內的鄰邦通行。……

　　（讓我們停頓一下，思考進入當代的語境：把“公路”套用為“高速公路”，把“路”套用為“高速鐵路”，把“通行證”套用為“戶籍和身份證”。）

　　不過，我們如果設想，德國的統一，乃在于這樣一個大帝國只有一個唯一的大都城，就能夠有利于發展偉大的個人才能，又能夠有利于無數人民大眾的福祉—那么，我們就想錯了。法蘭克福、不來梅、漢堡、呂貝克都是偉大而璀璨的城市，它們對德國繁榮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計的。但是，它們要是喪失了各自的自主權，作為地方省城而并入一個大德國，它們還能像現在一樣嗎？我有理由對此表示懷疑。

　　對比于法蘭西以巴黎為單一的文化核心，歌德看到德意志民族政治上雖是分散格局，卻有著傲人的文化資產積累，因為各邦的獨立自主與相互競爭，使德國各邦文藝昌盛、繽紛多姿。“美麗的法蘭西如果不只有一個大中心點，而有十個中心點在輸送光與生命，它的情況會怎么樣？”
　　想著歌德的提問，我的思緒又飄回北京，出租車即將經過庫哈斯 (Rem Koolhaas) 設計的“扣人心弦”的央視大樓，我請司機把車速放慢。司機老兄笑嘻嘻地說：“我把車開近一些，讓你看個夠，連那幢被大火給燒了的北配樓那塊空地，也給你看個清楚。”

　　我把車窗搖下，讓冷空氣進來。庶民的黑色幽默，讓我對這個古老民族產生一種奇特的敬意與親切感，是他們在承載著文明的底蘊，在粗礪的璞石上，慢慢磨出文化的光澤。

　　文章發表時有刪改

　　作者系社會學學者，臺灣清華大學社研所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