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為何我們無法阻止城市拆遷？

　　近日關于廣州城市拆建與保護的喧囂之聲不斷，我也投身于其中訴說著自己的立場、原則和心境。但我總有語不達意的感覺。在夜深人靜之際，我發現我所接受的訪談、所撰寫的社論、專欄文章等等無不顯得蒼白無力，而且太簡單、太功利，丟失了太多的東西。時刻縈回在心中的那些漫無邊際的思想和語句，的確難以在街壘前沿中吐露，功利的語境會使那些需要自我質疑、否定的思想和那些在心中如醉如癡的情感受到嘲弄和傷害。因此，選擇和堅守自己的語境才能讓語言真正探測城市心靈的深度和廣度。

　　在今天就為廣州這座城市鋪陳追憶的復雜性和脆弱性，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且過多的追憶似乎顯得有點矯情。既沒有周原上與青銅銹跡相伴的萋萋青草，也沒有什么澤葵依井、崩榛塞路，浪漫主義歷史感所需要的道具和元素都還缺乏，似乎沒有什么事物會值得讓人在此地流連徘徊、慨然詠嘆。就是說，往昔的魅力在旁人看來還沒有成型，你感哪門子的傷呢？

　　其實不是的。眷戀和追憶與成型的歷史道具無關，它們的對象是鑲嵌在內心深處的碎片，那些帶著舊日窄街閭巷的所有溫情氣息的碎片；那些碎片鋪砌的是一座城池的生活史———更準確說是心靈史。因此，城市往昔的魅力只與它的看護人的心靈有關。與熙攘的游客無關，更與為政績奔忙的官員無關，任何往昔的魅力只與看護人投向它的最后一瞥有關。本雅明說“最后一瞥之戀”（loveatlastsight）是現代人的歡樂，其實現在的人有誰是懂得的？

　　說到底，我對廣州的眷戀不是因為什么建城2222年，或因為什么飲茶粵海的名人勝跡———一個真正的浪漫主義者其實是不假外求的。對城市的眷戀其實是對內心感受的眷戀，如奧地利詩人里爾克說的所有那些“房子”、“井”、“塔尖”甚至一件衣服和一件長袍都有無窮的意味，都有豐盛的人性蘊涵。他以千篇一律的美國大機器生產品作為對比，發現了在那里人性的貧乏與枯竭。這是里爾克的“最后一瞥之戀”，在最簡單的與往昔相聯系的物事中重溫人性的一切。

　　關于往昔的這種魅力，另一位詩人王爾德說得更直接：“往昔的唯一魅力就在于它已是過去。”中國古時候偉大的詩人面對滔滔河流的時候為什么會涕灑橫流，如果不是想到“過去”的無法追返的性質？

　　還需要細心思考的是，往昔的魅力所具有的真正價值并非只是面對過去，而是面向未來———為了反抗未來的貧乏與枯竭，為了給那些被貧乏淹沒的未來歲月準備心靈的最后一點食糧。從這一點來看，也不能說浪漫主義看護人的姿態中不含一點功利。

　　這可是一個大問題啊，文化守護者總是被人認為是沉湎于過去、總是與生氣勃勃的面向未來的建設者（包括拆遷者）背道而馳。背時總是要被嘲弄的，其實守護者總是提前站到了未來，回過頭來看到現在生氣勃勃的一切終將化為廢墟，如果沒有了持續不斷的對往昔的珍愛和眷戀，眼下的一切在煙消云散之后又有意義呢？真正應該受到嘲弄的是那些只有未來、沒有過去的拆遷———建設者。為歷史和文化的遺產提供庇護之所，而不是任由它們無家可歸，這是作為人自身的神圣職責。因為如果人類失去了關于自身存在的記憶，等于使現在的一切毫無意義。

　　保護一座城池的遺產，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看護，而且是去供奉、去信仰，是在世俗的無邊深淵中握有一點靈性、一點神性的東西。

　　就如美國著名法學家伯爾曼說的，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城池的歷史與文化也同樣需要被信仰，否則一時一地的保護、反對拆遷最終都是徒勞的。只有從內到外地擁有了感情、信仰、神性，才能真正走上看護人之路。我甚至感到，一座城池的全部往昔的魅力只為那些人而存在，那些人并不需要說出多少理由來愛它，也不一定總是為了保護一磚一瓦而挺身而出、到處疲于奔命；那些人只是把自己全部的心靈變成一個無邊的容器，無處不在地吸納著往昔魅力中的任何一點星光。

　　在保護城市文化遺產的時候引入神性的問題是否有必要呢？古羅馬政治家和神學家西塞羅說過，“一個人只要在回憶和認識自己從何而來，他便是在認識神”。這句話不應被簡單地看作是神學家的妄語，它把一己肉身在凡世中獲得的最遙深、最內在的感受升華至神圣的境界，難道不是一種深刻的體認？

　　與這些人相比，我很怕看到另外一些人總是不無驕傲地以對現實洞察幽微的調查、以對發展與保護兩不誤的戰無不勝的辯證法則、以對當下廣州老城民生的貌似關懷，來描繪舊貌變新顏的藍圖，因為我知道這些在目前的中國已是具有高度的治理才能的表現，其在政治上的正確性毋庸置疑。正是因為這樣，看護人的道路與前景顯得更為艱難。也是以幾十年生活在中國的名義，我相信各種權宜、智商、策略、計謀等等只能逞一時之功利，它們的勝利反而遮蓋了人們心靈中的深刻危機。

　　看護人是從哪里來的？這個問題接觸到一個悖論：西塞羅曾長久地注視過它，他知道不朽之人來自于必死之人；有了破壞的力量就有保護的力量。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看護人來自于拆遷者。

　　當然，實際上“看護者”概念還是有它的來源譜系。我想以“城市看護者”的概念來幫助我們追尋和確認某些重要的意義，盡管為了避免掉書袋的嫌疑，似乎不應把海德格爾拉進來，但是明眼人還是會一眼看出“看護者”這類字眼的挪用來源。

　　20年前我讀喬治·斯坦納的《海德格爾》，印象很深的是他說在德語中“看護人”（verwalterin）這個詞對海德格爾來說至關重要，它意味著“看護人的職責”即看護人對遺產的主動保管的責任。當然，我們知道海德格爾說的是，哲學是理性的看護人。他以此反抗對存在的遺忘和對至關重要的實存之神秘性問題的無動于衷———正是這些遺忘和無動于衷使人們失去家園、無家可歸、被異化于野蠻狀態中。

　　說到這里，我想把它挪用為“城市看護者”是不無意義的。人對自己家園的歷史是容易遺忘的———我指的是那種真正的遺忘，即表面上知道廣州市建城已有2222周年、表面上記得從前廣州中山五路有一間新華電影院，但是在心靈深處早已失去了因2222年、因那座曾經存在的電影院而產生的神秘悸動，早已失去了對那些難以言傳的關于實存和它們的氣息的眷念。

　　每一次的抗爭都是與遺忘作斗爭，它的成果不但表現為保護，而且體現在一種對于集體記憶的召喚；它的成果還在于把文化記憶的脆弱和珍貴暴露在權勢與資本的無情蹂躪之下，從而喚起人們內心的憐憫和恐懼。17世紀法國的塞維涅夫人的書簡中有一封信說，當她看到有一片古老的森林被砍伐，幾乎哭出聲來，“那些愁容滿面的林中仙女，那些無處安身的森林之神，那些兩百年來一直以這片樹林為家的老烏鴉，那些在幽暗的密林中用凄厲的叫聲預告人類不幸的貓頭鷹，昨天都向我訴說他們的痛苦，使我為之動容。”能夠看到那些森林之神的人是不會拿起砍伐的斧頭的。只有憐憫和恐懼是往昔魅力的最好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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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到現在，我還沒有觸摸到廣州的城磚與屋瓦，似乎要把我的“最后一瞥”隱藏在宏大的敘事之中。我從小在惠福西路的橫街窄巷里追逐玩耍，從南濠街到畢公巷，沿街東行是麻行街、象牙街、瑪瑙巷、米市街，這一帶在唐宋時代就是繁華的居民區，至今有唐代的光塔和明代的大鐘樓。我讀書的中、小學剛好分別在光塔和鐘樓的下面，那時候我常常在課堂上仰望塔尖、閣樓。有誰曾心儀過在光孝寺出土的那件瓦當上的蓮花，那豐滿而微微翹起的瓣尖不但充盈著青春而且印證著一段青蔥的佛緣？有誰不曾在碧波花影中體味過“流花橋”、“荔枝灣”、“泮塘”這些地名的委婉、凄迷和萬種風情？最后登上觀音山五層樓吧，吟誦著那副名聯，那時候“萬千劫危樓尚存”可以倚欄看劍、淚灑英雄。

　　或許這些前塵勝跡太雅太詩意了，還是談談我從小熟稔的生活吧。我上小學的時候，早上總喜歡到惠福西路這邊的南濠街口一個小檔吃瀨粉，5分錢一碗還有辣椒、蘿卜粒任吃；在甜水巷口對面有一檔豬紅湯，滑溜的豬紅佐以蔥花、胡椒粉；不少廣州人恐怕都還記得西門口的那檔羊什湯吧，“食在廣州”本不在于今天那些豪宴上的山珍海味。爬到屋頂上放紙鷂吧，用石榴樹枝做成我們的彈叉吧，在巷陌中射棋，用滾珠轆做成我們的木板手推車在滿街飛奔，穿著木屐在小巷的麻石路面上追逐，這一切景象和聲響還恍如昨日。
　　梁思成、林徽音在1932年對北平城有一種感懷：“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里，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于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由溫雅的兒女佳話，到流血成渠的殺戮。”其實何止是古建筑，一湯一飯和一首俚語曲謠都是往昔魅力的一部分。

　　當然，承載著往昔魅力的首先還是城市的建筑風貌。在近世歷史上，有兩種革命對保存古建筑、古遺產極為不利。一是政治革命，這種革命的滔天熱浪總是會首先摧毀那些舊世界的象征。如法國大革命爆發不久就拆除了巴士底獄，這是出于革命的憤怒與對舊世界的憎恨。有時也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例如對舊人物憑吊遺址而產生情感上的悲愁與反叛的預防。另外就是工業革命，英國是典型例子。謝菲爾德、曼徹斯特等許多作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城市，幾乎所有歷史古建筑和文化遺址都被淹沒在修建廠房、開辟道路的洪流之中。

　　有些城市改造的工程還會隱含著特殊的功利性。例如19世紀奧斯曼改造巴黎道路的工程，你以為就是為了適應交通發展的需要么？我們可能沒有什么關于戰斗激情的記憶，因為在我們的近代史詞匯中從來沒有恩格斯研究過的“街壘戰”。而奧斯曼巴黎改造規劃的目的之一，是使巴黎永遠不再可能修筑街壘，他沒想到的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竟會使街壘變得更高、更堅固。據喬治·拉龍澤的《1871年巴黎公社史》載，巴黎的工人寧愿戰死在街壘后面也不愿意撤離到開闊地帶。但是，雖然在這里奧斯曼遭到挫敗，但是他在為拿破侖帝國高唱贊歌方面確是有所建樹，這是政績工程的西洋古典樣板。不可否認，不少都市中人會被氣勢雄偉的建設所迷惑。但是本雅明還是一針見血地說，從此巴黎的居民不再有家園感，而是開始意識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質。

　　1925年，杰出的法國現代主義建筑師勒·柯布西耶提出了一個改建巴黎中心城區的龐大計劃，巴黎老城將蕩然無存，將要崛起的是一個以對稱配置的十字形摩天大樓和架空高速公路為特征的新巴黎。他的豪邁宣言聲稱：“巴黎將就地改造，無須回避。每個世紀、每種思潮都應該銘記在它的石頭上。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形成生氣勃勃的巴黎形象。”幸虧后來他的方案未被實施，否則這將是人類文化的一場無端劫難。

　　在時代變遷的疾風暴雨中，浪漫主義思潮是一支與之相抗衡的力量。18世紀的歐洲涌動著社會變革的觀念，同時也出現了一種來自于浪漫主義思潮的對歷史傳統的敬畏與崇拜。不僅是保護，甚至出現了復原古遺址的工程。19世紀，法國建筑理論家維奧萊·勒·迪克是這種思潮與實踐的最有代表性人物。他和梅里美一起制定文物修復方針，主持修復了巴黎圣母院、亞眠大教堂等中世紀著名建筑。我們卻曾經有過狂熱的政治浪漫主義，使古城北京豎起了煙囪、不見了城墻；現在盛行的是權力浪漫主義、政績浪漫主義，都是與純正的浪漫主義美學無緣。

　　用思想理性的思路來看，往昔的魅力和守護者的最后一瞥的核心是文化價值觀問題。美國著名的城市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把人類的命運與城市的文化價值觀緊密相連，這是多年來我讀他的那本膾炙人口的名著《城市文化史》的最深感受。當他說到古希臘雅典學院的關閉時，他認為這是古典世界的燈火熄滅了，人類的厄運降臨。我們今天談城市的文化品位問題，其實最重要的核心也是文化價值觀念。

　　還是先回味一下芒福德的睿智言述吧：最初城市是神靈的家園，后來城市成為了改造人類自身的場所；人類憑借城市作為階梯，一步步地提升自己、豐富自己；人類的城市要化力為形、化能量為文化、化死物為鮮活的藝術形象、化生物繁衍為社會創新。我認為，從神的文化到人的文化，關鍵的相通之處是敬畏、升華和愛，而這正是在我們的城市文化建設中最被忽略的價值觀。

　　我們不妨分而述之。首先，以政績和經濟生產值為單方考量的發展觀導致歷史文化的物質遺存急劇消失，大半個世紀以來我們自毀的民族文化遺產如恒河沙數，其罪孽之深重夫復何言！這是文化觀念中毫無敬畏之心的結果；其次，從全能政治控制到金錢就是一切，大河上下頓失的是向上升華的信仰和情操，都市中灘涂遍地的是政治或經濟的泥淖。靈魂被淹沒和窒息，其心靈之慘痛夫復何言！這是民族心態中失去了精神升華的結果；還有，暴戾的政治斗爭與逐利的經濟狂潮使人與人之間愛心泯滅，城市的夜幕中掩蓋著多少朱門的無恥與寒民的悲泣。愛意與溫情被毀棄、被嘲弄，其情感之枯竭夫復何言！這是人性逐步喪失的結果。

　　這就是我們的城市啊，光是看到高樓巨廈、而看不到與人類命運至關重要的文化價值觀念的深重危機的人，真是心靈上的瞎子。由于文化價值觀念看似無形無蹤，因而輕視它；更因為文化價值觀念必然包涵有普世原則，因而敵視它；還因為文化價值觀念總有神圣的超驗性，因而妖化它———所有這些都是建設文化價值觀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大敵。

　　我們如何面對著這種景況而能說服自己，說我們城市的未來必定是陽光普照的福地？最后說回芒福德吧，他說城市的最終任務，是促進人們自覺地參加宇宙和歷史的進程。他認為在城市中上演的所有戲劇，都應該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輝，具有明確的目標與愛的感情。這是城市看護人的“最后一瞥”的最激動人心的使命。（原題為《往昔魅力與最后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