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堅：汶川之后，重談人居環境設計作為生存的藝術

　　曾經美麗靈秀的山川，曾經生機勃勃的城市，瞬間變成埋葬數以萬計生命的墳場！汶川大地震再次告訴我們：景觀充滿殺機，人造城市也充滿恐怖。因而，城市、景觀和建筑的規劃設計是生存的藝術，這種生存藝術至少在四個層面上展開： 
　　1.相地選址：如何通過選址在宏觀尺度上處理人的活動與自然過程，以及地形地貌的和諧關系，從一開始便遠離災難。風水就在如何相地擇基方面有特別的關注，諸如城市和村落的選址要避免直接在大山腳下，應在所謂的“胎息”之地或在大體量山體的余脈和小山包上，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這無疑是避免山體滑坡和泥石流掩埋危險的安全地帶；又如，風水以乳突形的穴位為上佳之地，大抵在平坦之地上的高亢臺地，則同樣有避免與地震相關的災難之功能。 
　　2.開放的空間系統：通過城市開放空間的規劃和設計，在危險降臨城市時，使居民仍有方便的逃生機會。一個連續的、面積充裕的城市開放空間系統，對于人流疏散和避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對于大城市尤其重要。都江堰廣場等一系列開放空間在汶川地震中發揮的作用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3.場地設計：場地的可達性、開放性、穿透性、無障礙設計以及和建筑物的關系，包括后院通道和出口，甚至種植方式，都使場地對身處其中的生命有至關生死的意義。戶外場所既可以是死亡陷阱，也可以使生命逢兇化吉。如汶川地震中，就有多起因場院圍墻而斃命的悲劇。 
　　4.建、構筑物的設計：構、建筑物的抗震設計當然是致命因素，他們既可以是生命的庇護所，同樣也可以成為死亡陷阱。汶川地震造成的最大受害群體是學生，而根本的人為原因是建筑質量的低劣，這是中國建筑行業永遠抹不去的恥辱。城市開放場所中的構筑物的設計有同樣的生存意義。 
　　像汶川這樣的恐怖景象在中國大地上曾經上演過無數次，史前的記錄包括4000年前青海喇家遺址那大房子里一族人的遺骨；中國最早的文字和史書就充滿了地震災害的經驗，《易經》的六十四卦中專門有《辰》卦（同《震》卦）；1556年的“關中大地震”使80萬人死亡，被認為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地震；奪去近25萬生命的唐山大地震仿佛如昨天。這些災害經驗在我們的生物與文化基因上都留下了寶貴的基因。然而，人類的生物避災基因往往被深埋在現世文化的塵埃之下，現代人的避災本能甚至不如洞中的老鼠、林中的蟾蜍和水中的游魚。對前科學時代的先民來說，人的避災本能往往借助圖騰和禁忌，成功地進行日常行為，在災難來臨時能驅吉避兇，甚至成為審美標準，如中國山水畫中關于山的審美評價就有可觀、可行、可游和可居之說，而以居為上。所謂可居，便是自然山川中的安全庇護所。中國古代的風水術在某種程度上便是這種災害經驗的圖騰和禁忌文化，也是景觀的審美文化。
　　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這個時代并不比使用易經和風水術那個時代落后。當代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包括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和空間分析技術，都賦予當代的人類比生物的本能、比前科學時代的風水先生，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來選址、來規劃城鎮的景觀安全格局和生態基礎設施，來設計日常的戶外活動場所。而今天的災難根源在于人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科學技術和知識的時代，卻又不遵守必要的科學規范和原則，加上人口數量和密度的巨大，自然災害的破壞力和殺傷力都被放大了。因此，當代中國在破除舊的經驗圖騰和禁忌的同時，必須建立新的科學“圖騰”和“禁忌”，那就是使科學的防災避災知識和法規成為日常行為，特別是人居環境設計和管理的自覺意識；必須時刻牢記城市、景觀和建筑的規劃和設計是生存的藝術：通過設計使我們的家園不但美麗和高效，更應該安全并有利與健康。 

　　注：俞孔堅，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兼首席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