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堅：斥央視新大樓揮霍錢 讓城市回歸自然

　“科學和民主，人文和生態理想在催生設計學科的革命，它將使我們徹底拋棄帝王和貴族的’異常景觀’，回到人性與公民性，回到土地，回到人們日常的需要。一片林陰、一塊綠地、一條河流、一塊讓人身心再生的場所。那里潛藏著無窮的詩意，它一定會使人重新獲得詩意的棲居。”俞孔堅說。

　　9月16日，“中國城市論壇北京峰會”進行到午后，一個叫俞孔堅的人的講演，讓困乏的聽眾為之一振。他使用了大量幻燈片，從航拍照片講起。

　　“這是我從100米高空拍下的杭州，毫無規劃、雜亂的建筑，水泥叢林，到處都是覆蓋物，看不到一塊完整的土地。哪里能看出是杭州？哪里還像人間天堂，簡直像地獄！”“這是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對比，城市無節制地快速蔓延，土地上都是建設區，大地景觀的變化，是多么劇烈和讓人生畏。看未來北京CBD的電腦模擬圖，和國際大都市的另一位競爭者——上海的電腦模擬圖，它們對紐約與香港的認同程度，昭示了未來國人的身份和處境。”

　　“去年，’神舟’五號上天，中國人幾千年的飛天夢實現了，可是，看看這張從宇宙飛船上拍回來的照片：我們北邊的俄羅斯是綠色的，南邊的東南亞是綠色的，只有我們的國土枯黃一片。我希望這張祖國母親的影像，能喚起一個期待復興的民族的憂患意識！”

　　演講中，俞孔堅笑容可掬，言辭犀利：“這是一個盡情揮霍的年代，盡情地揮霍著土地、資源、納稅人的錢。看看要建的央視大樓，用十分之一的錢，就可以建同樣功能的建筑。這是在建造一個展示性的傳媒帝國的形象。當西方人在炸掉他們的人工河渠，埋掉高架橋時，我們卻在花大把大把的錢，重復著100年前美國人犯過的錯誤……”

　　會后，我追蹤采訪，一路追到北大他的課堂上。

　　俞孔堅，41歲，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院長。

　　“沒想到，’城市美化運動’的幽靈，如今飄洋過海地到了中國”

　　“我當時特別著急，著急回國。”俞孔堅是國內第一個獲得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的學子，之前他學的是園林專業。1997年，俞孔堅回到了北京。

　　回國后的幾年間，俞孔堅去了100多座城市。如火如荼的城建場面，更讓他痛心和焦慮：“本來美麗的山林，卻被無知地’三通一平’掉了；本來非常動人的河流，卻被殘忍地裁彎取直，水泥灌底護襯，變成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糧田，一夜之間就被大筆一揮地劃為開發區，然后又被撂荒。在那些氣派的廣場和景觀大道背后，僅僅幾步之遙，就是臭氣熏天、骯臟擁擠的街巷和垃圾場……”

　　在當代的城市建設中表現為“誰官大誰說了算”，“聽上面的”。惟官是從，官大于法，城市景觀變成了市長個人意志的體現，才出現了種種講究氣派、展示和紀念性的城市景觀。

　　100多年前，美國也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城市美化運動”。借著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的巨大城市形象沖擊，呼吁城市的美化與形象改進。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不做小的規劃，因為小規劃沒有激奮人們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規劃，一旦實現，便永不消亡。但這場好大喜功的“城市美化運動”，僅持續了16年就被叫停，代之以經濟、美學、健康的城市規劃理念。

　　俞孔堅說：“沒想到，’城市美化運動’的幽靈，如今飄洋過海地到了中國。16世紀意大利的廣場，17世紀法國的景觀大道，20世紀美國的摩天大樓，出現在了中國的大大小小城市。”

　　如何幫助市長們避免有害的長官意志，俞孔堅著書“與市長們交流”并為市長們講課，傳播生態與人文理念。因而被挽救的河流、被改建的工程也有不少。在廣東的中山、浙江的臺州、江蘇的宿遷、山東東營……一些綠色項目正造福于民。

　　他提出了“反規劃”理論：市長不是決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決定不建什么！

　　在北大的課堂上，有人問俞孔堅：為什么說央視新址這樣的大樓，在西方，現在是不可能建的？“央視新址僅僅是這個揮霍時代的一個代表而已，它們看上去極現代，但不具有現代建筑的本質，圖有其表而已。如果沒有現代精神，實際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識、封建帝王意識以及帝國意識的體現。這種意識再與橫行中國的城市化妝運動相雜交，生出了一個個城市景觀的怪胎。這樣的項目，就是國內的開發商也不會建，它們最終只能讓國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俞孔堅解釋說，城市發展經歷過3個階段。

　　第一階段城市是為神而建的，像中國的天壇、歐洲中世紀的神殿、南美洲的瑪亞神廟，等等。那都是神統治人的地方，人沒有地位，人是神的奴隸。

　　第二階段城市是為君主建的，歐洲文藝復興后，君主取代了神，城市也不是為普通百姓建的，是為君主、為貴族建的。如巴黎就是為路易十四建的，中國的故宮也不住老百姓。

　　第三階段城市是為機器建的。在資本主義工業時代，公路是為了跑汽車，摩天大樓用于商貿，追求高效快速，城市建設是管道型的，像紐約等城市就是這樣的。城市不是真正為了人的生活、居住，人沒有了步行、休閑的空間，人沒有了地位，城市也浪漫不起來。但西方現在已進入了后工業時代。

　　“工業時代認為是美的東西，到了后工業時代，人們已覺察到不但不美，甚至是有害的。你們能想像出本世紀美國最大的城建工程，是什么嗎？”

　　在美國的波士頓，沿海灣地表上有一條架空的高速干道，這條高速路帶來的噪聲、污染，對城市影響很大。當地政府一直想通過大開挖，把這條高架路埋到地下去，在原地上建一條綠色廊道，自行車道。討論了十多年，2003年，這個本世紀美國最大的城市改建工程———波士頓環海高架路大開挖工程動工了。這一挖一埋，要花掉200多億美元。

　　“波士頓人花這么大的投資，把高架橋埋到地下去，而我們卻還樂此不疲地造高架橋。幾十年后，我們會不會也像今天波士頓一樣，花成百上千億元人民幣再把橋埋到地下去呢？我們是不是在花錢犯錯、犯傻”

　　“再說央視大樓，實際上，它是用一種暴富的心態來接受一種’帝國’的建筑。當今，任何一個經歷過現代化發展的國家都不可能再蓋這種建筑，因為，它違背了基本的現代精神———土地的倫理，理性、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及現代建筑原理。用十分之一的錢，就可以造一個具有同樣功能的建筑。它是展示性的，它是那些’帝國’的建筑師們，在現在的中國，實現他們的’帝國’夢想。”

　　俞孔堅提出了“反規劃”理論：市長不是決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城市規劃，就是要告訴土地的使用者“不準做什么”。比如河湖、山林、濕地甚至農田等，首先要立法保護起來，誰也不能動。

　　早在100多年前，美國的波士頓還是個小鎮，城市的決策者們在土地還沒大規模開發前，先廉價地購得郊外大片的土地。這片土地上有沼澤、荒地、林陰道以及查爾斯河谷，他們立法保護它作為永久的綠地系統。如今100多年過去了，城市擴大了好幾倍，昔日的郊外已變為市中心。現在，這塊寶貴的綠地，成為市民身心再生的場所，成為波士頓人最為驕傲的“藍寶石項鏈”。

　　“前年那場并不算大的雪，把北京搞成了什么樣子，整個交通癱瘓。我們院里的人晚上5點下班，走到家是第二天的凌晨4點。假如我們有一條綠色廊道，從北京城這頭到另一頭，騎自行車一個半小時足夠了。”

　　“在加拿大境內，就有一條暢通的自行車道，從東海岸達西海岸。美國也有一條，從邁阿密一直可以走到最北端。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更需要建一條條暢通的綠色廊道，它們必須在城市形成前就保留下來，否則未來的代價太大，更何況石油危機遲早會降臨。和平崛起，意味著我們必須有不依賴小汽車的低能耗交通模式。全城范圍內的綠色自行車道網絡不但是健康和生態的規劃戰略，也是一種國家安全的戰略。”

　　“我是不可能在這里造白宮的，你另請高明吧”

　　有一次在湖南，一個很有錢的開發商聽說俞孔堅是哈佛回來的，非請他做項目不可。開發商的那塊地上有山、有水、有丘陵、有林子，自然形態非常好，他想蓋辦公樓和別墅。

　　俞孔堅說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樹林，再結合地形蓋些建筑。但開發商不肯，他要有白宮般的豪華和氣派，房子造到山頂上，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噴泉、廣場。

　　“我根本下不了手。砍掉的樹讓我心疼，填掉的湖讓我心疼，削平的山讓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長20年啊！我說他，你這種做法國際上早不流行了，但開發商就是聽不進去。我說，我是不可能在這里造白宮的，你另請高明吧。”

　　“這是典型的暴發戶心態，體現在城建上，就是一種拜金主義傾向：追求昂貴、不講品位，什么東西貴、奢侈，什么就是好的。除了到處建摩天大廈、金堆玉砌的城市廣場外，還不惜工本地引進國外的名貴花草樹木。”雖然花了很多錢財，但城市卻不能讓人產生親切感，而是日益強烈的疏離感和陌生感。除了以“暴發戶意識”搞城建外，俞孔堅還歸結出“帝王意識”、“小農意識”、“慶宴意識”、“領地意識”等。

　　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最能體現“慶宴意識”。有報道說今年的天安門廣場是從1984年開始，花壇擺放最高的一次，“神舟”五號發射架達到了17．4米，成為20年來最高的花壇。廣場中心花壇噴泉，直徑達72米，中心水池主噴高18米……

　　“花壇一個比一個大，一個比一個氣派，而且年年翻新。今年是五千盆菊花造就的彩鳳，明年是十萬株五色草堆成的巨龍。’大慶’、’獻禮’工程一個比一個豪華，一個比一個張揚。可是，幾天的節日過罷，花凋草枯，剩下的時間里市民們必須面對著缺乏生機的鋼筋水泥叢林。據可信的估算，用于節日設花壇宴的投入，足能為城市建一個不算小的綠地或公園。”

　　“我們祖先講風水，無非是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你們看看，這還叫河嗎？”俞孔堅指著一幅照片說。

　　河道被做了水泥護襯，筑壩蓄水，河岸做了鋪裝。水與土地的分離，導致河流失去自凈能力，加劇水污染程度。流水變成了死水、臭水。光潔的水泥花崗巖護岸，使本來生機勃勃的水際，變得寸草不生。一條自然的河流，是城中多種生物的棲息地，現在連老鼠也不光顧。俞孔堅認為在大地景觀中，生態健全的水系統構成的綠色通道網絡，恰恰最具有蓄洪、緩解旱澇災害的能力。“現在到處是國外的奇花異草，到處是羅馬柱、巴洛克式屋頂，為什么？因為只認同別人，不認同自己。人迷失了，沒了根，最后只會感到空虛。”

　　這是一個告別帝王和英雄的時代，這是一個拋棄帝國和封建主義的時代。科學和民主，人文和生態理想在催生設計學科的革命，它將使我們徹底拋棄帝王和貴族的“異常景觀”。

　　“一百個國家大劇院、一千個央視大樓……都只能使我們的城市景觀，離平民越來越遠，離科學與民主越來越遠，離現代化越來越遠”

　　俞孔堅對“野草”情有獨鐘。他說搞綠化，引進國外的花草，很可能水土不服，需要施肥、精細管理，費用也昂貴。“現在生態環境價值觀是’雜草叢生’，茂盛生長的鄉土物種，就是最好的綠化。我說的雜草野樹，就是指鄉土物種。像北京，就是楊柳、榆、槐、椿呀這些鄉土物種。”

　　在北京，俞孔堅做過一個住宅景觀項目，開發商想用幾百塊錢一棵的銀杏樹搞綠化。俞孔堅說服他用白楊樹，開發商一聽用楊樹，說：我們這可是高檔社區，應該種銀杏這種名貴喬木才對呀。“我們堅持用楊樹，他同意了。原來銀杏500塊錢一棵，現在這么粗的楊樹，30塊一棵。楊樹林生長得非常茂盛，走進住宅區感覺很好，透出一股獨特的北方氣質，既有特色又很樸素。”

　　“一百個國家大劇院、一千個央視大樓、一萬條世紀大道、十萬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廣場、千百萬個用以展示政績的、移植堆積大樹而形成的中央公園，都只能使我們的城市景觀，離平民越來越遠，離科學與民主越來越遠，離現代化越來越遠，離和諧的人地關系越來越遠。”（《中國青年報》10.13董月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