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堅：世界遺產 一個民族的新身份證

　　采訪手記

　　不久首在蘇州召開的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是中國首次出任主席國的遺產大會。為大會 主席中國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出謀劃策的智囊團里，有我國第一位獲得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的專家，他就是俞孔堅。作為主席咨詢專家組成員，俞孔堅負責自然遺產和文化景觀遺產兩個項目，除了向主席介紹各國所申報遺產的詳細情況，他還要為主席的裁決提供專業意見。

　　俞孔堅自稱“土人”，他創辦的景觀規劃設計研究所也冠名為“土人”，他解釋由己對照“洋人”而言，是個不折不扣的“土人”，而這其中也蘊涵了他內心深處對腳下土地的一份特殊的眷戀。他是帶著母親為他采集的一捧鄉土，從浙江金華的農村走進北京，走出國門，一路求學。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滿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同鄉艾青的這兩句詩讓俞孔堅久久不能忘懷，七年前，他放棄了國外優厚的薪金，回國后第一件事就是籌建北京大學景觀規劃設計中心，同時又在海淀留學人員創業園成立了北京土人土人景觀規劃設計研究所，城市景觀設計領域在當時的國內還是一片等待開發的處女地。

　　作為中國景觀設計學的重要學術帶頭人，他主持的中山歧江公園設計獲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頒發的最高設計獎，這是中國首次獲此殊榮；2001年他主持的西藏昌都中路步行街項目又獲首屆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他主持的北京奧林匹克公園景觀設計入圍優選方案……

　　采訪俞孔豎，這已經是第二次，在遺產大會召開之前，因為進行關于中國世界遺產的報道，在教育部的推薦下，我們有了接觸。多年前，俞孔堅就參與到了中國申報世界遺產和對遺產進行保護、規劃的工作當中，還進行世界遺產保護的全球戰略研究。

　　“我的追求是在中國大地上創造出一種人與自然真正和諧的居住環境。”

　　在考察中國的遺產寶庫時，千百年來人與土地所形成的和諧景觀時時興奮著他的專業神經。然而與國際的交流中他又深刻感受到，國內對待世界遺產的申辦和保護存在很多偏差與不足，親歷了有史以來參加國家最多、歷時時間最長的28屆世界遺產大會之后，俞孔堅更加體會到，相比發達國家認知世界遺產的程度，我們的觀念已經落后。

　　■“一國一項”的申報限制雖然被打破了，中國的申報前景卻并不容樂觀

　　四年前在澳大利亞開恩司舉行的遺產大會上，為了平衡世界遺產在全球的分布，大會形成了一系列決定，核心內容就是“一國一項”，即規定已有遺產列入名錄的國家，每年最多申報一項，沒有遺產列入的國家，最多可以申報三項。

　　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對開恩司決議表示不滿，認為遺產的申報和提名應該從遺產的突出的普遍性價值出發，僅僅追求數字上的平衡違背了遺產公約的宗旨。鑒于各國對開恩司決議存在分歧，世界遺產委員會建議在2004年蘇州會議上成立工作小組，對各國的意見和評論進行審議，以便做出修正。

　　在中國、印度和意大利等國的積極推動下，申報項目的數額終于有所突破，蘇州決議允許在2006年的委員會大會上，一國可以提交兩項預備世界遺產，但至少必須有一項是自然遺產。曾經制訂出將遺產“打包”對策的中國專家們似乎可以松一口氣了。

　　然而負責世界遺產全球戰略研究的俞孔堅卻有自己的另一番分析。 “每年全世界申報的文化遺產居多，因為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很難進行比較，因此通過審議也相對比較容易。但自然遺產的評判就比較嚴格，采用的是統一的標準。我們國家29項世界遺產里有25項都是文化遺產，存在嚴重的不平衡。修正決議里規定兩項預備申報中至少有一項是自然遺產，就是為解決這種自然與文化遺產之間的不平衡，鼓勵各國多申報自然遺產。”

　　在俞孔堅看來，數量雖然放寬了，但制約條件更多了，中國的申報前景并不容樂觀。

　　“表面上看'一國一項'的規則被打破，但同時又增加了很多附加條件。比如每年大會審議的遺產總數不能超過45項；至2007年，沒有申報遺產的國家數量要減少30%。加入公約的締約國里有40多個國家至今還沒有遺產，以南美國家和阿拉伯國家為主，沒有遺產或遺產數量少的國家，他們在申報上具有優先權。中國擁有的遺產數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三，在申報項目的國際大排隊中，勢必會被往后排。”俞孔堅說，這已經涉及了政治與外交領域的妥協和討價還價。

　　■我們總在強調自己是具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用文物的標準來衡量文化遺產，而事實上文物只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對自然遺產和文化景觀的扶植，顯示出遺產保護價值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人們不再僅僅對傳統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美學價值給予關注，反映生態、地質演進、生物多樣性等領域的重大意義，讓人們對自然遺產的概念必須重新進行認識。

　　俞孔堅說：“我們還局限在過去制訂的風景名勝的概念中，可早在1996年的一次國際專家會議上就明確規定了，除非特殊情況，美學條件不能單獨作為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標準。從自然遺產的角度來看，美學標準更是越來越被弱化了，一種瀕危的物種，其價值可能要遠遠超過一道壯麗的風景。而我們從前忽視的恰恰是對生態、地質演進和生物多樣性這三種價值的認識”

　　文化遺產的價值觀同時也發生了改變，全球戰略研究將人與環境、人與文化之間的有機關系放到了突出位置。人們把更多的視線轉移到綜合性的、活的文化內容的文化遺產上。親歷遺產大會，俞孔堅深刻感受到了這種變化。

　　“瑞典申報成功了一家上個世紀20年代使用的無線電電臺，這家電臺完整地保留了當時一整套的設備和建筑物，它代表了世界通訊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階段。這是我們沒有想到。”

　　還讓中國代表沒有想到的是，墨西哥著名現代派建筑師路易斯·巴拉干的故居和工作室，共一千多千米的建筑物，也通過了世界文化遺產的評選。這位設計師在現代建筑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而且影響了拉美地區現代建筑的設計風格。

　　俞孔堅感慨，大部分人質疑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建筑是否能夠上遺產的標準，以為我們總在強調自己是具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用文物的標準來衡量文化遺產，而事實上文物只是文化遺產的某個階段具有其獨特的意義，那么它就是高價值的。

　　“不斷涌現出來的２０世紀的遺產、活的遺產、反應人與自然關系的遺產提醒我們，在現代城市改造中，我們的眼睛不能僅僅盯著文物，我們正在拆除的舊建筑，可能就是在近代重大歷史時期中具有代表性的，就能夠成為世界遺產。”

　　提交大會審議的文化景觀、文化線路、遺產運河等等綜合性、整體性的新遺產種類，也使俞孔堅感到，中國改變遺產價值的觀念迫在眉睫。今年被評為文化景觀類型的一項世界遺產，是葡萄牙一座有百年歷史的葡萄種植園，由于種植園建立在海邊非常貧瘠的巖石上，人們必須從巖石縫中挖出土壤，為了防風，葡萄架周圍還壘起很高的石頭圍墻。這種特殊的種植方式形成了當地一道獨特的景象。

　　這讓俞孔堅立刻聯想到了我國哈尼族在山坡上開墾出的梯田，“其實哈尼梯田也完全夠資格進入這種類型的遺產名錄，文化景觀反映的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反映在獨特的自然環境下產生的獨特的技術、生存方式，這種人與土地整體的有機關系在中國大量存在，因為中國擁有悠久的農業文明，人與土地的聯系是深刻而多樣的。”

　　■我國同樣擁有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等豐富的線形文化景觀遺產，但至今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近年來，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運動從對單體文物的保護，發展到保護成片的村落、景觀整體乃至包含獨特文化資源的線形景觀，“文化線路”或“遺產廊道”的概念出現在人們的面前。

　　俞孔堅介紹，“遺產廊道”是在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域化和綠色通道概念日趨成熟的基礎上共同提出來的。美國的綠色通道計劃由來已久，它的功能分為生態綠道、休閑綠道和歷史遺產廊道三個類別。經過長期發展，綠色通道已經由最初的美化、休閑等單一目標規劃擴展成為包括棲息地保護、歷史文物保護、教育、解釋等等內容豐富的多目標規劃。

　　“遺產廊道首先是一種線性的遺產區域或文化景觀，在這些區域或景觀中，人與自然共存，長期的發展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共同作品'，這幅作品可以是河流、峽谷、運河、道路以及鐵路線，也可以指能夠把單個的遺產點串聯起來的具有一定歷史意義的線性廊道。”

　　日本在蘇州大會上申報的紀伊山地的靈場及參拜道，延綿300多公里，沿途坐落著神社、寺廟，一千多年來都被日本人奉為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圣地。在我國的文化遺產寶庫中，同樣擁有豐富的線形文化景觀遺產，絲綢之路、玉石之路、茶馬古道、劍門蜀道、太行古道都舉世聞名。

　　然而，令俞孔堅遺憾的是，這一重要的遺產種類在我國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沒有人對這些文化線路進行專題研究，專業教育也是貧乏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中也不包括這方面的內容。

　　盡管國際上對世界遺產的認知走過了由孤立到整體的發展過程，而中國目前對世界遺產的認識很大程度上還停留于孤立的點。

　　5年前，俞孔堅帶領他的學生展開了對京杭大運河的考察研究。作為中國唯一一條溝通南北的水系，京杭大運河流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六個省市，連接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河流，是世界上開鑿最早、最長的運河，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四百多年前春秋時期吳王夫差開鑿的邗溝。

　　在俞孔堅眼里，京杭大運河在中國的文明進程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甚至比長城更具價值，應該名列世界遺產名錄，為此，他和他的學生們正在進行不懈的努力。

　　■“世界遺產就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不管是文化遺產還是自然遺產都帶有顯著的民族特性。”

　　俞孔堅說，將大運河研究清楚了，也就把中華民族的“身份”搞清楚了。他認為，不管是文化遺產還是自然遺產都帶有顯著的民族特性。文化遺產是從文化意義上標識出一個民族的個性和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而自然遺產則是文化遺產的本源。中國多樣化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學、藝術和社會格局。

　　可是，“中國目前正面臨一個民族身份喪失的問題，中國文化正在失去其顯著的特性，走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城市的大街上，我們卻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

　　在俞孔堅擔憂的同時，他也找到了治療文化趨同的一劑良藥，“世界遺產就是一個民族的身份證，屬于中國的世界遺產，就是中國區別于其他文化國度所特有的、不凡的價值所在，是中華民族立足世界的身份證。”

　　當世界遺產代表著一個民族的身份時，對遺產的歸屬和保護也變得更加復雜，甚至涉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對圣城的爭奪是巴以沖突的原因之一，從我們申報高句麗文化遺產過程中則顯現出了東北亞政治和外交關系。”

　　在各國將世界遺產看作重要的國家形象和民族文化及歷史成就的體現時，那么究竟什么樣的世界遺產能夠真正代表中華民族的身份呢？

　　“我們已經擁有的29項遺產里，絕大部分是反映帝王將相和封建意識形態的遺產，這是我們對待遺產認識的一種偏差。故宮、長城、兵馬俑代表的僅僅是中國封建王朝貴族文化的那部分，只把這些展示給世界，中國給人留下的還是封建帝王國家的印象，人民、土地卻不知道在哪里。未來中國遺產的申報應該挖掘代表人民大眾的文化和精神，探索人與土地更深層次的關系。”

　　■世界遺產的種種新趨勢敦促著中國開展關于遺產申報和保護的國家戰略研究

　　世界遺產的種種新趨勢敦促著中國開展關于遺產申報的國家戰略研究。不難看到，我們的申報還沒有完全站在國家的角度去履行國際公約，一些風景名勝區的積極性大多來自對經濟利益的渴求，而經濟落后的地區，即使擁有良好的世界級遺產，卻沒有能力進行申報，大運河申報的困難，更在于它跨越多個省市，沒有牽頭人進行地方聯合。

　　俞孔堅認為國家必須出面組織大量的專家，出臺遺產申報的戰略指導，把握遺產價值的高低，自上而下地告訴人們應該申報什么。

　　一項遺產申報成功，意味著一個國家的文化或自然資源得到了國際的承認，成為全球人類遺產最精華的一部分。保護自然是不容置疑的，除去世界范圍的一套保護體系外，聯合國強調各個國家也應該建立自己的保護體系。當清楚了什么是最有價值的遺產，優先申報什么項目后，國家才能形成關于遺產保護的國家戰略，更科學、更全面地建立起遺產保護系統。

　　“比如大運河，它聯系著各個水系、碼頭和城市，歷史文化價值、生態價值、聯系溝通的價值和旅游休閑價值構成了大運河的綜合價值，如果沿著這條遺產廊道從南走到北，人們就能夠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了解國家兩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我們一定要在必要的歷史地理學、建筑學、城市規劃學和景觀生態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大運河提出整體保護的戰略對策。 “擴展到其他遺產廊道，同樣要劃定遺產廊道范圍、判別清廊道區域內各個遺產元素，然后重建廊道遺產元素的空間關系，同時還要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遺產的整體保護戰略。”

　　在這位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看來，中國的世界遺產保護之路還要走很長的里程，而我們與此有關的教育和專項研究還相當薄弱，他呼吁大學應該盡快進行相關學科體系的建設，開展教育與科研。

　　他還強調，中國是泱泱遺產大國，國家應該盡快批準設立景觀設計學科，因為它在對自然和文化遺產的規劃與保護中是不可或缺的。